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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神奇暴富 西人目瞪口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

  “印钞票”时代正在到来

  商业见地网5月7日发表文章称,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看,以2013年为起点的10年,A股正在上演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超级大牛市,这一力度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不再是全社会最大的资金池,中国人的财富配置将发生历史性转变:普通家庭的资产,将由房子占80%到90%,金融资产只有10%到20%,逐步变成金融资产占30%以上,甚至占大头。其实,这正是当前这波股市行情产生的一大原因。

  “印股票的时代”正在到来,IPO注册制方案已经从证监会报到了国务院,《证券法》的修改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种种迹象显示,注册制将在几个月后“粉墨登场”,中国股市史无前例的大扩容时代到来了。

  继4月2日证监会核准了30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之后,4月23日又核准了25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一个月发行55只新股,创下史上最大的IPO纪录。

  为此,中国证监会方面表示,将在继续保持按月均衡核准首发企业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新股供给,由每月核发一批次增加到核发两批次。

  加快新股发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本轮牛市被称为是“政策市”,政策呵护股市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即满足企业上市融资的需要。如今指数已经挺进到4,400点,就管理层来说,完全可以考虑进一步加速新股发行了。

  但是,投资理念不成熟导致很多A股市场的投资者追求暴富,而要暴富就必然会投机炒作。这个属性被市场的主力所利用,表现在个股的炒作上,连续制造涨停板,连续大幅拉升。

  最典型的如南北车,股价从每股4元、5元急剧拉升到40元左右。股价急剧拉升,股指又如何走得了慢牛。更何况目前股市里的资金很多都是带着杠杆而来,这些资金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其动机就是为了赚快钱,为了追求暴富。

  事实上,经济发展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够提高。时评人杜君立认为,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

  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在矿物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植物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但矿物时代颠覆了贫穷的传统。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一个前现代的贫穷中国就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富裕中国,父辈们的奢侈品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这无疑是一场财富的革命。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植物。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

  为了保证每个人的“煳口”问题,中国所有的土地都被种上了庄稼(“以粮为纲”),实在不能耕种的土地也种上了各种可用作建材或燃料的植物。

  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植物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面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再是来自植物。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

  廉价的矿物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

  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

  “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经历数百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

  改革30年: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

  从历史看,我们当下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

  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如果用数据来说,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

  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

  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来形容。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化肥、钢材、水泥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过去20年中,中国的钢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10倍、19倍和30倍。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

  1978年,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名列世界倒数第一;1985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不足2万辆,如今汽车总数超过2亿辆,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凭心而论,这种“暴富”是“技术”的结果,因为我们掘开了地球。位于黄土高原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称这种“暴富革命”的典型标本。仅仅几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

  混沌无序环境下的“小人乍富”

  虽然比起西方国家来,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但这中国人的暴富并不矛盾。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败家子”--野蛮、贪婪、粗鄙、无耻、恶俗、低智。

  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小人乍富”的疯狂与迷茫,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忘乎所以。

  不可忽略的是,在这一轮轮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着混沌无序的社会环境,撑鼓了自己的腰包。

  1980年代,当时暴发户主要是“倒爷”,靠特权批出内部低价商品,转手到市场高价卖出,小到肥皂,中到电视,大到钢铁汽车。其巅峰是1989年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这让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倒爷”,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因为他知道俄罗斯飞机卖不出去,却急需轻工业产品。据他后来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一亿元。

  “倒”爷倒得好可以互惠双方。不过,在“倒”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颇有争议的做法。

  牟其中便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

  另外倒爷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别。民间倒爷名为“私倒”,官家倒爷称为“官倒”,后者神通当然是更为广大。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上个世纪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一大批国企员工下岗,而也有一批人因此富起来了。尤其是当年颇具争议的民企入股和MBO模式,非常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导致国资贱卖。

  最为著名的案例是顾雏军,他的“格林柯尔系”疯狂地扩张,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还曾将科龙电器扭亏为盈,一度被称为“国企”救星。

  而他的每一笔国企收购,都急促而突然,让更多的质疑涌来,关于他借助大量的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改制的心理促成交易的评论屡见不鲜。造成舆论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平一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占国家财富,这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裹挟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6日出狱。

  1990年A股开启后,坐庄操纵盛行,大批亿万富豪涌现,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有点评称,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的模式,唐万新做到了极致。

  不过,在21世纪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股票大多数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产入狱。

  如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规模上百亿,将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难躲牢狱之灾。

  据悉,上个世纪潮汕等沿海地区一直有一些“走私致富”的神话。

  譬如,当时,潮汕形成一个个采购、运输、销售、融资等职能分工明确的集团。湛江一些走私团伙也从家族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与汕头、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结,规模化作业。在这些地区,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当年的金融市场违规操作,让很多人浑水摸鱼,成了富豪。

  据说,当年的“327国债”事件至少让四个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发了大财: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

  在327国债事件中,有消息称魏东个人赚了约2个亿,随后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药业和国金证券等,成为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2008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1岁,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进入新世纪,国内百亿级、千亿级富豪层出不穷,这来自于三个历史性的机遇。一是“世界工厂”。国际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西方市场向中国打开,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

  二是“房地产市场化和矿产私有化”。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创造了一种敛财模式,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挂制度将价格推到了中国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极限,这个超级泡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造就了一个人类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身家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经超过1,000亿元;

  三是“人民币升值引发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助推了2007年的超级A股大泡沫顶峰、2011年创业板造富顶峰、2013年楼市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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