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岂料一句戏言挑起天下大乱！”辱毛视频流传于世后，央视名嘴毕福剑在私人聚会的散淡一曲，竟为其招致杀人之祸，注定不会难以再“散淡”。
的确，或许正如《环球时报》所说，这段视频让人看到与荧屏上不同的“另一个毕福剑”，从而打击了毕以往的形象，甚至可能产生某些后续影响，这些都是毕需要承当的，他没什么值得抱怨。不过，同情也罢，痛恨也罢，而今事件的晕圈扩散，早已脱离毕福剑本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告密者”形象浮出水面。
人们说，“那个偷拍且把视频发出来的家伙，害的大伙从此以后酒桌上讲不得黑笑话荤笑话俗笑话，从此朋友间喝酒都要防着点，说话先过三遍脑子。这人祸害之大，比老毕要错上十倍，不，250倍”；人们又说，“把一个人在朋友聚会时私底下的言行公之于众，并作为揭发的材料和攻击的对象，犹如回到了文革抑或乔治奥威尔的1984，人们道路以目，无时不刻警惕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这并非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产物，这种告密行为对社会肌理的伤害是无以复加的。”@忧国忧民王全杰也认为，“时代变了，已经不是设置文字狱和语言狱，鼓励朋友‘告密’、夫妻‘告密’的时代。朋友间和夫妻间私下讲的戏谑性的语言不应作为整人依据。或者干脆说：今后我国不再因语言整人了。”人们内心那种对告密者的不安与愤怒汹涌而来。
网络的力量总是让人叹为观止，让不少人甚至包括毕福剑本人在内睚眦俱裂的“告密者”似乎正在现身。先是有人起底偷拍者乃是与毛左旗手孔庆东合作东薄书院的秘书长张清，并揭露说其真实工作单位是唐山政法委下属机构，但是张清长年在京。但亦有声音称视频传播者另有其人，网友“孤烟暮蝉”甚至爆料，毕福剑视频的拍摄及发布者是美国大使馆一等政务秘书、中情局高级特工白丹利。毕旁边的美女是乌克兰大使馆二秘列娜。
事已至此，即便是毕福剑本身坐得住，央视怎能继续无动于衷。须知，若是前者，那可以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但如果是后者，那恐怕就是个“国际事件”了，毕姥爷便需要“再进一步了解了”。且勿论视频散布者究竟何人，人们当然可以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架势发泄不满，乃至恶语相向，但更令人反思的是，时至如今，我们仍然生活在告密者文化泛滥的畸形社会空间中，不能信任、不敢信任，即使同席之上也难免各怀心思，祸从口出，令人防不胜防。
告密不同于检举揭发那样监督公权。中国最早的告密文化始见于《史记·周本纪》：“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后几千年不绝。武周时期，有个叫做张德的右拾遗，因为喜得贵子，便在儿子“三朝”那天违禁宰杀肥羊，宴请亲戚朋友同事。然席间一名叫杜肃的官员饭毕偷取羊肉转身将此事捅到武则天那里去。好在武则天不予计较，而是告诫张德：“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招客，亦须择人。”
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干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清末主持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始而答应康梁支持光绪帝变法，随即便将康梁密谋连夜报告直隶总督荣禄以及慈禧太后，成为袁世凯一生洗刷不尽的污点。
文化学者的朱大可说，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告密，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然而，即便是铁骨铮铮的林昭在毛泽东时代也因告密母亲而时时遭受良心的谴责。无中生有地揭发母亲多年后，林昭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
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教师是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
然而，告密并非中国的特有文化。《圣经·新约》里记述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如何因为30个银元出卖耶稣的。在“最后的晚餐”中，犹大以亲吻耶稣额头指认，帮助犹太教祭司抓捕耶稣。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
“我不知道，查理今天的缄默是对还是错，但我可以告诉你，他决不会出卖别人以求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正直，也叫勇气，那才是领袖的要件！”这段话，是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台词。片中，查理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对校长的恶作剧，校长逼查理交代谁是主谋，否则将开除他的学籍。查理的忘年交、盲人史法兰，在听证会上谴责校方正在毁灭这个孩子纯真的灵魂。演讲博得如潮掌声，使校方最终作出让步。
在英语中，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人民日报也在一篇文章中称，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国，鼓励告密者的幽灵时时隐现。2008年12月，《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
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1984》为我们描绘了人人自危，互相怀疑的白色恐怖。没有人敢向对方表达真情实感，没有人敢给予对方以信任，每个人都在互相怀疑、胆战心惊中的度过，说不定某一天便被人指控“反对老大哥”而被秘密警察抓捕从此在人间蒸发。所以，毕福剑辱毛事件之可怕可能不在于争吵与谩骂，更可怕的在于告密。它不应该是鲁迅笔下染红自己红顶子的他人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