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政情观察者相信，像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现今的中国领袖习近平及其同僚将开辟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习近平时代。这样的时代，将被深深地烙印上引领者的个人印迹。他们的性格、经历、经验、思考，都将在新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能够引领开创这样一个法治新时代，也是与其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事实上，习近平本人经历过缺少法治的毛泽东时代，而且正是其受害者，甚至生命险遭不测，也经历过曲折的摸索法治建设的邓小平时代。正是在这近50年中，在两个时代经验和教训的正反两方面经历和思考的基础之上，习近平这一代才能够继往开来，对中国的法治进程作出宏观指引。
　　毛泽东“无法无天” 习近平“九死一生”
　　能得到以自己名字命名一位时代的殊荣者，无不是对一个国家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人物。如果说毛泽东的地位确立于建立了一整套国家体制，邓小平的贡献是摆正了国家发展方向，而习近平的历史角色则取决于能否完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最终转型和升级，重中之重又在于法治的实现程度，因为这将意味着对现代化国家体系的定型。

　　作为解放者的毛泽东是中国国家体制的主要创建者，却又为了个人地位将其一手打碎，代之以另一套人治的政治模式。毛泽东曾说过，宪法是我制定的，但是我都记不住。我们还是靠讲话、开会来解决问题。他还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用大字报治国，用《人民日报》治国，用小纸条治国，其结果是国家执政团队的瘫痪，法律制度的无效化，社会秩序的崩解。三次被毛打倒的邓小平将其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整个国家，亿万民众都是其受害者，也包括现在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1962年起，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因“文字狱”式政治构陷遭受迫害，被审查、关押、批斗、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涉案者有6万多人，习仲勋的亲属也受到株连，被称为“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他的妻子齐心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
　　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又经历了什么？与习仲勋有“忘年之交”的杨屏曾透露，1966年习仲勋还在受难时，才13岁的习近平因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说了几句反对的话，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视为“敌我矛盾”，受押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中央党校召开批判6个“走资派”的大会时，习近平是唯一一个未成年人。因为需要戴着铁制的高帽子，习近平不得不用双手托着。他的生母齐心也被迫举手喊打倒自己的儿子。批斗结束以后，母子必须各自分离，不得再相见。


　　杨屏还披露了另一个悲剧场景。一个大雨天，被关押中的习近平因过于饥饿跳窗跑回家，希望母亲给做饭吃、换身衣服穿。但若如此的话，齐心将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习近平尚未成年弟妹两人将生死难知。不得已，齐心向领导告发了此事，习近平则哭着饿着绝望着又奔回雨中。习近平被一位老人收留，在一张椅子上熬了一夜后，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在执棒警察监督下参与修建了西城区的地下排污管道。
　　不仅如此，习仲勋曾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个时候的习近平。1968年时习近平15岁，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后来被送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用羊奶才把他的身体调养好。第二年，习近平主动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他解释原因说，“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此言非虚，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就是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杀去世。
　　文革对国家制度的破坏，对人伦亲情的颠覆，对个体生命的摧残，都被证明在习近平身上，习近平亲人的身上。身处其中的人们都被这个时代所裹挟，在狂风大浪中如浮萍般起伏飘零。没有个人意愿和个人看法，只有一个方向和标准，但这个方向和标准又时常在变，不变的只有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忠诚和顺从。究竟什么才是是非对错？自己的人生悲剧是如何而来？这样的时代悲剧是如何而来？又该如何结束和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当时的习近平有过太多的经历和体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考。
　　邓小平拨乱反正 习近平法治探索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于毛泽东，邓小平曾在西方留学，见识过西方法治社会的状态，经历过中国国家制度的创建，同样是法治缺失、社会动乱的受害者。虽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是一种探索，其实是一种有方向的探索，这个方向就是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经验积累所得出的认知。
　　习近平从基层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一路成长为中共总书记，见证了中共改革开放30年，法治秩序探索和建设的30年。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正是其参与者。据悉，习近平在担任福建宁德市委书记时，着手处理牵连甚广的官员违法占地建房、建私房而住公房等棘手问题。涉案官员数量达到两千人以上，但习近平“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将其视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1989年1至9月间，习近平查处441人，副处级以上官员有18人。在担任福建省长时，习近平协助中央处理中共建国后第一经济大案“厦门远华案”。
　　习近平在东南沿海福建、浙江、上海任职22年。这些经济发达省份也正是官场问题、社会矛盾较多的地方。邓小平以允许地方试验的方式进行宏观引导，而习近平这样的基层领导者则“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进行一点点的改革探索，积累一点点的执政经验，一点点地完善国家制度，并在这些实践中不断生发和检验对国家未来的设计思考。习近平在《江浙日报》“之江新语”栏目连续4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之江新语”里所提的很多设想，都在习近平主政之后成为治国良方。或许正是这些文章中的思考，使习近平具有了治国理政的潜质，得到当时中共领导集体的赏识和认可。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积累经验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教训。在30多年探索的后期阶段，整个国家积累的矛盾问题也积重难返。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法治社会迟迟不能兑现。官场贪污腐败现象，企业违法经济活动，底层民众视为常态又心怀不满的违法行为，使得整个国家的生态混乱失序，民怨沸腾，中共面临极大执政考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政法沙皇”周永康的强力维稳，有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然而因为这些都脱离了法治，不过是饮鸩止渴。如果将这些也视为一种改革探索，那么这种探索就应该是失败的，提供给决策者和旁观者的就不是经验，而是教训。
　　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和历史演变，收获如此多的教训和经验，并对自己的思考有过充分检验之后，对于中国未来应当走什么路、怎么走路，应当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等问题的答案，习近平应当已经成竹在胸。于是在其上任之后，立即展开对官场、军队、社会、市场、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整顿，改革行动和顶层设计齐头并进，并终于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破例祭出“法治体系”。一个宏大的改革蓝图由此展开，一个新的时代也将随之到来。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习近平是法治缺失的受害者和反思者；那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就是一位法治建设者和探索者；而在新的时代，关键的历史关口，习近平则成为了一个引领者和设计者。事实上，主角并非只有习近平一人，与他同时进入决策层的还有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一大批人。这一个群体是从同样的时代走出来的，有着类似的经历和苦难，对历史，对未来也很容易形成共识和合力。而习近平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麦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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