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共官场，已陷集体恐惧的状态，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日甚一日。如果说此前一个时期的大多数官员出于囚徒困境的心理，袖手旁观甚至乐观其他有涉薄熙来、周永康案件的官员被整肃而默不作声、无所作为的话，那么，那些惶恐于现行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反腐规则的官员，眼见反腐范围持续扩大而不知底线何在，危机感日益加深，因而越来越有可能在共同焦虑的作用下，通过整体化解反腐败所带来危机的方案而解决官员的个人危机。

　　这种可以化解反腐败给中共带来的官员人人自危危机的整体性方案是什么？答案就是赫鲁雪夫式的解决方案。

　　何谓赫鲁雪夫式的解决方案？通晓苏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赫鲁雪夫在史达林之后继任苏共总书记，在苏共20大上发表了历数史达林罪行的秘密报告，由此给整个苏共和所有官员都带来了空前的危机感。在由共同的个人焦虑和危机感的凝聚下，赫鲁雪夫的同志们，以合法合规的程式解除了赫鲁雪夫的职务，因此解除了苏共及其官员的危机感。

　　赫鲁雪夫之所以被其同志们毫不留情地通过合法程式解除职务，就在于赫鲁雪夫的言行陷苏共于不义，触动并损害了几乎所有官员的利益。赫鲁雪夫的言行虽然在比较正义中占得优势，且也取得了苏联民众的支持，但是，由于共产党一党专权政治结构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赫鲁雪夫无法把民众的支持化作制度性的制衡力量；同时又由于史达林长期的政治专制，赫鲁雪夫也很难在党内找到足够多的没有污点的同道共谋其事，所以，赫鲁雪夫制造并扩散至苏共及其官员中的危机与焦虑，就成了合法扩散的反对赫鲁雪夫的政治动员。

　　谁能说处在集体恐惧中的中共官员，不会按照赫鲁雪夫式的解决方案来释放他们的危机与焦虑呢？

　　当下中共政权与昔日苏共政权的同构性相当大。来自民间的可作为抵抗和消解党内官员政治反制的民粹支持力量，还只是一种影子力量，仅可对那些因腐败而惶恐、但又不服想谋变的官员起到某种威慑和舆论牵制作用，并没有可能被纳入到一党执政的体制之内，作为替换力量而起作用。不仅如此，刚刚结束的两会也显示出民间对反腐败的支持也正处在困惑的当口。

　　这一点，从许多人在两会上发问那些省下来的三公经费和收缴上来的贪官的赃款都去哪了的问题中，就可窥见一斑。这种问题的提出，说明民众已经意识到反腐败与其利益的增进没有任何关联。非常不幸的则是，这种已经流露且开始弥漫的失望情绪，又被财长楼继伟说三公经费时的「胡扯」，以及收缴的赃款用于国家财政再平衡的解释而放大了。楼继伟傲慢十足的官僚气息，不仅让民众失望于旧有利益格局在反腐中并无结构性变动，也会让民众思考反腐败在官场的可能结果，由此离间了民众对反腐败的支持。

　　当然，赫鲁雪夫式的化解危机方案，除了由官员个人的危机感所凝聚起来的显在却并不外露的党内共识外，也需要有人以党统的名义振臂一呼。而对习近平而言，危险性正在于中共党内恰恰不缺这样集党统、胆量和实力于一身之人。

　　在大陆，已有消息说，继去年在海南登东山之后，江泽民果然再起于新春戏曲演唱会，并登台高歌一曲，以示其底气尚在。东山、再起、登台，江泽民不甘寂寞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给那些焦虑中的官员带来可憧憬的政治遐想，尚不可知。而习近平对此有何预备应对之道，亦难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