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布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决定》，同日释出起诉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消息，唯未见周永康案的讯息。谣诼纷纭，一般认为，中共在处理周永康案上似已遇到困难；而周案的搁浅，正标志著中共「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困境。　

　　王立军于二○一二年二月六日叛逃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引爆了薄熙来案，也间接引爆了周永康案。直至今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始宣布周案已由中纪委「立案审查」，而周永康未公开露面已超过一年。也就是说，周案发生已两年余，其人身被控制一年余，但全案仍在党机构「中纪委」的「立案审查」阶段，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公检法机构迄未介入。

　　中纪委是党纪机构，而举世政党皆有党纪机关，但党纪机构的「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调查），倘若到了「软禁／囚系」的程度，更在中纪委「立案审查」阶段，国家公检法却袖手旁观，则非仅越俎代庖，也是对国家宪治及法治的僭越。
　　这种「党纪」高于「国法」的异象，形同以党机构「中纪委」为厨房，而以宪法机构「公检法」为外场跑堂。在党机构中纪委的厨房中，案件完成了切割、调味、烹饪，然后送交宪法机构公检法跑堂上菜。而且，进入公检法阶段后，又有主掌公安、检察及法院的党机构「政法委」接手掌握，周永康即原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分出任「政法委」的书记；如此一来，国法就一条龙地被关进了党的笼子里。因而，若不节制「中纪委」并废止非宪机构「政法委」，如何能够实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宪法机构公检法又如何能摆脱其司法跑堂的角色？

　　像周永康这样的大案，当中纪委把案子捏在手中进行烹调时，也常是控辩双方进行政治交易的时段；控方揭发到什么程度，与辩方认罪到什么程度，皆是谈判项目，此自薄熙来案的剪裁已可概见。谈判成功，即送宪定司法机构跑堂上菜，公开审判；而周永康案似已抛锚，也许是谈判尚未成功，中共中央须防周永康在法院演出鱼死网破的斗争。因此，如今检察院及法院还在等待中纪委出菜，这岂非「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反面教材？
　　这种现象，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矛盾的宪法。矛盾之一：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总纲第二条），却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纲第一条），更称「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序言），此三层规定皆自相矛盾。因为，共产党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与工农联盟」，更不等于「人民」。矛盾之二：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总纲第三十五条），则如何又能限制「各政党」（序言有此一词）的宪法平等地位，而却以宪法规定共产党有一党专政的特权？因此，四中全会所称之「依宪治国」，究竟是主张要依「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专政部分？抑或是主张要依「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之民主部分？也就成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中共领导人皆曰：「治国必先治党。」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根本难题，却在于究竟要「把党关进法的笼子里」抑或「把法关进党的笼子里」？周永康案非常典型地显示了「谁该关进谁的笼子」的难题，其他的宪治及法治难题皆可以此类推。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时曾公开宣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回头看四中全会《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决定》，主轴是在「依据宪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称「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那么，例如在同一部宪法中第三十五条所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是否亦当「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倘若二者皆是宪法的目标，却相互凿枘，将如何实践？
　　外界原预期中共在四中全会即处理周永康案，却迟未端出，这道大菜会不会烧煳在中纪委的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