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的创造力正在提升
　　北京和上海就好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纽约和芝加哥：容易兴奋，喧闹，还有一点点疯狂。财富被创造出来又迅速失去。地方政府官员深入参与地产以及商业活动。获得成功的家族以及企业成为了新的贵族阶层。

　　欧洲人曾经在观察新兴的美国时，认为它有那么一点粗俗。他们不喜欢美国将艺术和商业混在一起的做法。我怀疑很多人对中国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中国创意这个词是一种矛盾说法。他们认为中国缺乏西方大胆尝试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他们轻蔑地把中国看作一个抄袭大国。
　　但在街道上走走，或者查看一下产出数据，你会发现中国的创造力正在提升。中国曾一度依赖低成本的制造业，现在则因艺术、设计、数字媒体以及时尚产业而引起世人关注。
　　我估计，去年在上海新开业的时尚商店数量是纽约的十倍以上。江苏省无锡市的女装品牌店BK Design可以在布鲁克林站稳脚跟。去年在伦敦开业的造价最贵的时尚商店属于中国品牌波司登(Bosideng)，波司登伦敦店的总造价高达3000万英镑。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之一腾讯(Tencent)非常善于迎合中国6亿网民的需求——中国的网民人数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马云(Jack Ma)创立的网络零售平台阿里巴巴(Alibaba)的销售额超过了亚马逊(Amazon)和eBay的总和。马云计划让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该公司的估值很可能将超过Facebook，部分原因在于阿里巴巴提供的移动服务范围更广。
　　关于中国创意产业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如此之高。上文提到的时尚商店都属私人所有。中国绝大多数创意初创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比西方的同行们少。
　　有关中国是一个抄袭大国的抱怨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中国人是令人惊叹的模仿者。他们模仿的动因和技巧与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以及美国人在实现工业化时一样。模仿通常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二十世纪，欧洲和美国开始产出最伟大的艺术、文学和设计作品，而中国在本世纪内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成就。
　　但如果有人用过腾讯的微信(WeChat)，或者参观过由王澍设计、获得了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新校区，却仍然声称中国的一切都来自抄袭，那么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用心去看。确实，中国人的模仿倾向超过了西方人认为礼貌或合法的程度。一家重庆公司被指抄袭了出自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一整座大楼设计。这种做法应当受到谴责——但西方也不应忘记自己的历史。从伦敦到华盛顿的建筑师都兴高采烈地抄袭过帕拉弟奥(Palladio)的设计。
　　据我所知，虽然中国政府在某些领域施行了限制措施，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高度重视创意和创新。而西方的怀疑主义态度意味着机会被白白错失。中国政府明白，必须引入新的思路以管理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热潮。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将决定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的生命力。中国需要规划大师、城市交通专家、“智能城市”设计师、景观建筑师、节能工程师以及市内装饰设计师。而西方在这些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但令人失望的是，上个月由李克强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主持的创意城市会议上，欧洲人没能拿出有新意的构想。
　　在电影行业也是一样。运用动作捕捉技术拍出了影片《阿凡达》(Avatar)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正在天津市一座新建的大型摄影棚中制作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我曾问过数家西方动作捕捉技术公司，对中国有没有兴趣；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有所动作。
　　那些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有以下四项特点。他们将精力集中在自身拥有明确优势的领域。他们在中国设立办公室——规模大一点比较好，因为中国人以大为美。他们知道如何将自身技术与中国当地人才结合起来。
　　他们还尽可能多地造访中国，因为中国的商务往来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就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那样。当前中国正在个人自由、政府角色、风险本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类型方面做着试验，这也和美国一样。这是一场值得进行的对话，而在创意产业展开合作是一个完美的出发点。
　　作者是英国创意产业专家 约翰?霍金斯，著有《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一书。　　译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