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中国论文买卖规模已达10亿元。某些学术期刊版面，明码标价，想发就发。而在淘宝网上，“代写3000字250元，加急160元…”超8成学者认为，学术论文对当下社会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相反还滋生各类黑色交易。你咋看？

　　学术论文记载创新成果，传播前沿信息，交流学术思想，是科研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日，记者却在调查中发现，买卖学术论文现象泛滥，学术论文刊发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一系列利益驱使下，学术论文已经变了味儿。

　　记者以某大学学生的身份随机拨打了一个看似十分专业的期刊论文代发网站，并向相关负责人电话咨询了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相关问题。

　　某论文代写代发公司负责人：您是需要代写代发还是代发呢？

　　记者：代写代发都要。

　　某论文代写代发公司负责人：那您可以安排一下写作范围、或者说题目，安排一下，直接给您代写。

　　记者：因为我们要求比较严格，需要发核心期刊。

　　某论文代写代发公司负责人：我们合作的期刊比较多，这个期刊比较好，代写千字要500，写作要4000。发表连写作总共一万六。

　　当记者对期刊论文发表的可信性和时间提出怀疑时，对方也用十分专业的方式为记者打消了顾虑。

　　某论文代写代发公司负责人：我们和杂志社都是长期合作，版面都是预留的，有专业的专家教授写手，都能够确保如期出刊的。

　　同时论文代写代发的公司提出，要预付总费用一半的定金方可进入论文写作环节。并告诉记者，公司属于正规工商注册、代理论文业务已经有七八年了，汇款也是对公账号，信用绝对有保障。

　　从选题到发表 论文黑幕一条龙

　　到底这些论文买卖的机构所言是否可信？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能否真正刊登出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进行调查。

　　在淘宝网，记者输入了“论文”作为关键字，随即便出现了100页相关商品，这其中，论文代写代发占了大多数。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信誉和成交量比较高的淘宝店家，数据显示，本月这个论文代写代发的产品销量达到了七千多笔。经过沟通，记者锁定了一个出刊相对较快的刊物《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淘宝店主介绍这个刊物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国家级学术期刊。拥有双刊号、由中国科学院主管。在这样一个杂志上代发1.5个版面的费用是700元，代写文章3000字的费用是250元，加急160元，最终记者以代写和代发总价1100元交付了定金。

　　几个小时后，淘宝店主便与记者取得联系，告知已经拟好三个相关题目，记者任意选择了一个作为自己的论文标题后，论文进入了代写环节。

　　一天后，一篇三千字的“计算机”专业论文就已经发到了记者的邮箱，等待记者审稿。审稿后第二天，记者又收到了来自杂志社的电子录用函，标志着记者这篇“论文”将刊登在这本国家级期刊上。从拍下产品，到收到录用函总共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淘宝店还主动提供给了记者刊物编辑部的电话，供记者核实信息。

　　记者：我这边收到您这边的稿件录用通知，叫张阳。

　　杂志社工作人员：是北京跟踪与通讯技术研究所吗？

　　记者：对。

　　杂志社工作人员：有。刊物本身是十月的，然后出刊是十一月底前。

　　记者：就是说我收到这个通知了那边就可以确认付款了是这样吗？

　　杂志社工作人员：对。

　　按照流程，在确认了文章已经被录用后，记者完成了付款。等待了一个月后，一本刚刚出刊的《计算机光盘与软件应用》如约寄到了记者手中。从定好题目、到审稿、到确认稿件录用、最后到收到刊物，仅仅通过在线交易，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在国家级期刊上刊登文章的全过程。

　　揭秘论文买卖的利益链条

　　代写的论文、虚假的身份，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这样的结果难免令人瞠目结舌。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报社的编辑对论文中介并不陌生，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接下来看记者进一步的调查。

　　在一个买卖期刊版面的QQ群，记者以某论文代理公司的名义与一名所谓的杂志社编辑进行了沟通。这名所谓的杂志社编辑告诉记者她叫赵丽莎，手下一共有四本可以发稿的杂志。当记者提出想核实一下她与杂志关系真实性时，这位编辑十分自信地告诉记者，可以打电话给杂志社核实。并叮嘱记者，要向杂志社询问是否有叫赵丽莎的编辑。随后记者一一拨通了这四个不同杂志社的电话。

　　记者：你好，我是做论文代理的公司，我们联系了一个叫赵丽莎的编辑，我们想核实一下她是我们杂志社的人吗？

　　《投资与合作》杂志社：嗯，是的。

　　记者：她是我们的编辑是吗？

　　《投资与合作》杂志社：对。没问题的，您跟她联系就可以。

　　记者：我们联系了一个叫赵丽莎的人，她说是咱们杂志社的编辑，我们想核实一下是吗？

　　《中国包装工业》杂志社：是，她是咱们这儿的编辑。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记者：我们在网上联系了一个叫赵丽莎的，她说是咱们这儿的编辑，是吗？

　　《环境与生活》杂志社：对，没问题。是我们的编辑。

　　《经济视野》杂志社：我就是：

　　记者：你就是赵丽莎是吗？赵丽莎是您本人。

　　《经济视野》杂志社：对。

　　一个赵丽莎，四个不同的杂志社都承认她是他们的编辑。这个逻辑明显不通的事实，让赵丽莎这个身份越发显得神秘。而当记者与更多所谓的杂志社编辑了解情况的时候，记者发现，很多所谓的编辑都会身兼几个不同杂志社的职位，所谓的编辑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真实角色就是杂志的版面代理人。赵丽莎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这些代理人身份十分神秘，不会轻易露面，所有沟通仅限于网络和电话。随后，记者以某论文代理公司的名义，在线联系上一位自称某（是否点名？）杂志领导的刘编辑，在记者再三邀约下，这位刘编辑终于同意与记者见面。他还为记者引荐了该杂志社的副主编。

　　刘编辑：上半月是实践版，实践版也可以发，下半月是学术刊，这是半月刊。

　　虽然刘编辑与杂志社的关系十分熟络，但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却遮遮掩掩。他说可以以400元每版的价格把版面卖给记者，并告诉记者可以以一千元的价格对外销售。

　　刘编辑还告诉记者也可以直接采取包版的方式与他们合作。一年的包版费下来几万到数十万不等，价格会更加优惠。

　　论文买卖热 学术评价机制待调整

　　数据显示，我国是全世界出产论文量最多的国家。但在体现论文质量的内容引用率方面，排名却十分靠后。论文买卖缘何拥有巨大的市场？什么原因助长了学术垃圾的热销？

　　学术论文发表之所以火爆与它背后的市场需求密不可分。在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情况成为了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不仅学者要发论文，职业技术人员等所有需要参与评定职称的人员都被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一项2009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共计9468种，所有刊物全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但全国每年大约有1180多万人有发表论文的需求。“僧多粥少”成为论文市场紧俏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曾经就论文买卖、期刊收费的情况在全国32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关调查，也印证了期刊收费这一普遍现象。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田禾教授：通过我们调查其实不管是学生还是青年学者，甚至于教授这个级别都存在有论文买卖的行为。

　　田教授介绍，对数量众多的期刊，目前我国采用的是期刊分级制度，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大类。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入选核心期刊的刊物成了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一些重点大学也要求博士、硕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方能毕业。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田禾教授：但是只是这种评价期刊分级只是对于期刊本身评价，就是这个期刊有影响力，但是不能评价就是这个期刊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很好的影响力，所以以刊评文，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尤其是科研人员为了晋升职称要不择手段要想办法发表文章，那么他们更看重发表文章期刊的级别，而不在乎它究竟发表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扭曲了科研的目的。

　　只重级别不重内容，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学术评价标准直接导致了学术论文垃圾率的居高不下。调查显示，87%的学者认为论文的创新率不够；84%的学者认为论文选题重复；83%的学者认为论文重论断、轻论证、缺少细致的研究，81%的学者认为，学术论文对当下社会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相反，论文发表，却成了滋生各类黑色交易的温床。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田禾教授：我们有的学者高产到什么程度，一年能出十本书，二十多篇论文，那么我们可以想像这些论文跟书质量想都能想得到，我天天不吃不喝不睡觉我都在写东西我也出不来那么多东西，这里边就有问题。

　　在共同利益驱使下，部分有发刊需求的人员和期刊、中介机构形成了一种默契。而期刊的这些幕后交易却因为缺少监管和法律规范，成为了盲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田禾教授：我觉得这个论文买卖整个包括期刊它涉及了监管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工商部门，新闻宣传部门，都应该出动，但是因为监管部门多头，导致了谁都不管，导致了这个盲区。

　　田教授认为，废除现有的期刊分级制度，改变目前学术评价中对数量的硬性规定，为学术研究营造更加宽松和公正的评审环境，是解决现阶段期刊买卖乱象、促进学术发展的根本方法。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田禾教授：一个学术机构我觉得老把它形容一片森林，那么长成参天大树肯定要有沃土。肯定要有很多不知名学者在那辛苦的工作，那么我们期待大师也许会出现一个两个大师，不可能都出现大师，但是我们也要有成百上千努力者失败胸怀，我觉得不要重数量就是给他们一种宽松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心来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