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媒体八点健闻：中国青少年视力的保护，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来抓。

　　这是2018年8月八部委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提出的要求。该方案将近视防控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各部委明确分工：教育部负责减负，卫健委提供专业服务、制定相关标准，体育总局增加儿童体育运动，新闻出版署控制网络游戏总量，市场监督总局规范配镜行业……

　　任务目标也很明确：将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0.5至1个百分点。

　　在一些地方，近视防控措施堪称“武装到牙齿”。据媒体报道，山西长治甚至宣布将裸眼视力纳入中考成绩。

　　政策如临大敌的背后，是中国儿童青少年糟糕的视力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近视人数多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

　　据2018年国家卫健委《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报告》，当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从小学到高中，近视率呈阶梯升高，高中生近视率达81.0%；高三年级近视度数高于600度的学生，在近视总人数中占21.9%。

　　△ 某中学课堂，戴眼镜上课的学生。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据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玲团队今年6月发布的《信息化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近视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严重。

　　在浙江温州，2020年12月儿童青少年的平均近视率达60.26%，高三毕业生近视率超过90%，并且近视的病程已延伸到学龄前时期，儿童青少年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已有42.56%的人出现近视。

　　李玲团队在报告中指出，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保守估算，中国未来将有近9.6亿近视人口，为美国全部人口数的三倍。

　　保护青少年视力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仅仅停留于形式化的眼保健操。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十五部委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要求“每年面向各省级人民政府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评议考核”。

　　这是中国近视防控行动的进一步升级。相比两年前的“八部委文件”，不仅参与部门增加近一倍，各部门的分工也进一步细化。

　　可以这样说，在国家层面，一场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攻坚战”已经打响。

　　最危险的时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团队，在北京的城市和农村做了10年研究。他们发现，2001年以来，近视已超过白内障成为致盲的第一因素。

　　“上医治未病，对于近视，我们需要建立先防后治的理念。”多年从事近视防控的钟立告诉八点健闻。钟立是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美视美景眼科中心创始人，也是全国近视眼防控联盟、三亚近视眼防控高峰论坛的发起人。

　　更严峻的问题是，近视人群的低龄化。

　　李玲团队在《信息化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中指出，近视低龄化绝非“多戴一副眼镜”这么简单。近视的发生与危害都是不可逆的，随着近视的低龄化带来的病程延长，人群中近视程度的分布势必会向高度近视演变，进而产生各类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性的视功能损害。

　　报告进一步警示，“近视的早发和高度近视高发不仅危及当代人口素质，也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素质，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国防安全产生重大危害。”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发现，来找他的近视患者中，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比例在逐渐提高，这引起了他的特别警惕。

　　近视是周行涛多年来专注的领域之一。来找他的患者以华东地区居民为主，但其他地区，甚至远在海南、黑龙江的高度近视患者也常常慕名而来。

　　近日，他的团队统计了2020年近视矫正手术患者的数据，发现其中高度近视比例超过了30%。“以前没这么高。”

　　高度近视的比例突出，是中国近视群体的一大特点。虽然周行涛和同行们如今可以用手术让这些患者改善视力——轻中度和普通的中高度近视，做飞秒激光手术；高度近视，做 ICL晶体植入手术——但不少患者正是因为可以借助手术，而对高度近视的发展缺乏重视。

　　这让眼科医生们忧心忡忡。高度近视可能引起眼底、眼球的并发症，如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裂孔等，即病理性近视。随着年龄增长，病理性近视致盲的风险会不断升高。

　　边缘学科

　　目前，近视一旦发生就无法治愈，只能尽量控制其进一步加深。

　　“我们一定要走到前面去，强调预防。”周行涛说，“患者做近视手术越来越多，这个是不对的。”

　　中国的近视率如此之高，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因素。

　　除了遗传、学业压力、缺乏户外活动，眼科专家们发现，近视还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关。众所周知，经常看远处，让眼睛得到休息，有助于保护视力。但在现代城市，青少年更多是在封闭环境里，加上高层建筑遮挡，并没有远处可看。

　　“如果在草原上放羊，一般不会近视。”钟立说。

　　但是，现在农村孩子的近视率也已比较高。视光企业依视路近期组织志愿者团体到云南施甸县，免费为当地儿童筛查视力并验光配镜。他们发现，这个刚脱离贫困县序列的县城，2020年中小学生平均近视率为52%，中学生的不良视力比例更是达到了75%。

　　“大多数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和父母联系的方式仅是一部手机或者一块可通话的手表，孩子难免会控制不住去玩电子游戏。”一名志愿者分析当地近视率高的原因。

　　因此，预防近视，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然而在过去很多年，近视防控的主战场却一直在医疗界，而且相当边缘。

　　△ 低头玩手机游戏的青少年。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钟立2012年发起三亚近视眼防控高峰论坛时，邀请参会代表和嘉宾十分困难。

　　综合医院的专家很难请到。“因为综合医院的眼科是小科，在五官科里面。而近视又是眼科里面很小的眼视光专科，很不被重视，很少有专门研究近视的专家。”他回忆。

　　他们又去找专科医院，却发现，绝大多数眼科医院主要关心白内障、青光眼等问题，重心在做手术。“当时很多人认为近视不是病——只是看得不舒服，但还看得见。所以很多眼科医院的大专家大教授也没有响应。”

　　那时邀请教育部门参会也遇到很多困难。钟立分析，当时教育部门都承担着比较重的升学压力，而且对学生健康方面的考核指标，主要在口腔、肥胖等方面，近视问题还未引起重视。

　　周行涛也有多年类似的“碰壁”经历。早在2002～2003年，他就开始主动联系学校，想进校给孩子们做检查，帮助防控近视，“只有很少的学校愿意”。

　　直到2018年的“八部委文件”发布，将近视防控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才让近视防控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改观。从那一年开始，近视防控成为国家主导、多方参与、科学推进的系统工程。

　　“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做近视防控的人，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钟立注意到，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教育系统“马上动起来”。

　　周行涛也立刻发现了变化：各学校都非常欢迎他进校做防控，甚至还经常有学校主动来邀请他合作。

　　随后，周行涛和钟立共同与闵行区华漕镇镇政府合作，为该镇的孩子全覆盖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并进行跟踪随访和及时干预。他们还承担了闵行区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工作人员随即投入到儿童青少年视力普查和建档的工作中。

　　新路径的探索

　　三年来，国内多地都在积极探索儿童近视防控的新路径。

　　温州是行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几年来，温州对全市域所有中小学生进行近视普查，每学期两次，覆盖全市1333所中小学，超过100万名中小学生。为了查得更快、更准，温州市财政投入1600多万元，为学校配置视力检测设备。

　　在普查的基础上，温州市为每个孩子建立了视觉健康数字档案，精准动态掌握全市中小学生近视率、矫正率等指标以及变化趋势。对已经近视、发展快，或者未近视但处于高风险阶段的学生，该市打造的近视防控信息化平台会自动向家长推送预警和就医指导。

　　此外，温州还致力于政府、学校、医疗单位、学生、家长五方联动，试图对每个孩子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的全流程进行管理。

　　其中学校是一大重点：温州要求学校规范课堂电子教学产品应用，严格减负，刚性保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与户外活动2小时；在硬件设施方面，改造了全市中小学教室的灯光照明，更换了31.8万套可调节课桌椅，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64亿元。

　　在此基础上，该市还将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设置的标准，扩展到全市5000多家教育培训机构。

　　“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团长、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眼视光医学部主任瞿佳总结。

　　2018年至2020年，温州市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年均下降1.28个百分点，高于“八部委文件”中0.5%～1%的目标。

　　上海则在视力普查项目中增加了眼轴测量。将通常的检测结果结合眼轴数据，可以更好地预测下一步视力变化的大致程度，从而提供更个性化、针对性更强的防控方案。

　　防控关口前移，从0～6岁就开始

　　如今，许多小学生已有非常大的学习压力。上海某私立眼科医院的导诊告诉八点健闻，即使在周末，许多家长带孩子来看诊时，都十分着急。“他们说‘快点给我安排，我们今天是挤时间过来的，马上还要去某某地方上课。”

　　北京某知名公立小学的一位教师告诉八点健闻，她发现，自己任教的一年级班上，不少孩子已经能阅读字数较多的英语课外书，而按照课堂进度，这大约是五六年级才会达到的水平。甚至有的孩子入学时，已经能用中英文写简单的作文。同时她还发现，班上不少孩子，如今已戴上了近视眼镜。

　　这一班级的情况并不鲜见。入学前提前掌握小学知识，已成为不少孩子的“标配”。随之而来的是，发生近视的年龄也在进一步提前。

　　周行涛曾统计过上海一家公立小学一年级的近视比例，这个数字“超过30%”。

　　近视出现越早，就非常可能发展为高度近视，并发症等问题随之而来。针对近视低龄化的问题，中国已将近视防控的年龄段大幅度前置。

　　2021年最新发布的十五部门“光明行动工作方案”，专门提到了0～6岁婴幼儿近视防控。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对不同学段的近视防控指引中，学前阶段也作为专门一项单独列出。

　　“为什么关口前移？原来我们认为小学以后学习压力大导致近视，但近年发现，低幼儿童的近视率也在提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幼儿园时期，孩子们就已经在上各种辅导班，在接受过度教育了。”钟立总结。

　　与此同时，儿童接触电子产品的年龄也大大提前。据《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查》，目前中国5 岁以下就开始接触互联网的儿童青少年占比已达10% 以上，而6～10岁接触网络的占比已超过六成。低龄触网，已经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视力的正常发育构成严重危害。

　　“如果孩子在生长发育的快速阶段近视，按一年增加100度算，6年后就是600多度了。”钟立表示，将防控提前到0～6岁，可以有效减少儿童较早发展到高度近视。

　　教育部在“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中指出，“0～6周岁是早期近视防控的关键期”，需要增加户外时间、少用或尽量不用电子屏幕，不宜读写，主动远离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内卷”和信息化时代，如何预防近视？

　　温州百万中小学生视力普查的详细数据，如今尚未公开。不过，它与全国其他地区几年来的统计数据一起，为下一步近视防控新政策提供了依据。

　　瞿佳表示，温州试点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怎样真正落实评价体系？”

　　他总结，预防的主要方法，是改变学习生活方式。“孩子们要跑起来，要多玩，要户外活动。越小的时候越要多玩。”

　　瞿佳觉得目前最急需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意识。“不然，一个班级里一半人在读书，一半人天天跑步，怎么可能？”

　　“还有保障户外活动、课外活动、体育运动，怎么真正落实？我觉得都要从国家层面来做，一个城市做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的。”他补充道。

　　除了学业竞争压力，信息化时代，被电子屏幕包围的用眼习惯也是近视防控的一大阻碍。

　　“八部委方案相当于一个国策，推行之后很快就有了成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介绍，2019年的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比上年下降了约3.4%。

　　不过由于疫情影响，去年的近视率数字又有所回升。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青少年视力调查数据显示，由于疫情期间观看电子屏幕时间增长、户外运动时间减少，中国中小学生近视率比上年增加了11.7%。

　　今年年6月7日，李玲团队发布了最新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报告，聚焦于“信息化时代的近视防控”。

　　报告建议，优化制度安排，以设立国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办公室等方式，明确政府内部权责划分，同时促进政府与公益组织、企业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方面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从决策、规划、操作、监管四个层面推进、落实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李玲团队几年前的报告，是2018年“八部委文件”出台的重要推力。如果下一步的防控工作参照了这些建议，中国的近视防控战争，可能还将进一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