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多次选择以对抗的方式一决高下，而当下，最危险敌人或许就隐藏在中美内部。
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发展和走向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多次选择以对抗的方式一决高下，而当下，最危险敌人或许就隐藏在中美内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数据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中国2014年的GDP为17.6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7.4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不仅如此，IMF还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撰文称，“中国世纪”已经来临，美国应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作为警钟。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确实超过了美国。但是，看经济不能只看总量，质量和效益更重要。
经济增量大，存量小；制造多，创造少；GDP总量多，人均少，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明显特征。抛开世界排名，中国经济家底究竟有多厚实，明眼人自知。
《华尔街日报》不久前曾载文，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只排在全球第99位，远落后于美国的第12位。这一事实说明，过度关注GDP总量，容易产生误导。
因此，即使中国经济总量第一，也不等于说整体实力就是全球第一。中国还不够发达，人均收入还不高，贫富差距比较大，还远没有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赶超。
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区分。
美国在制造业的强项为冶金、装备工业、军火、化工、医疗、计算机与网络等高端产业领域。中国在制造业的强项，仅限于“衣、帽、鞋、玩具”等这些民生商品方面。
在技术领域方面，更有这样的说法，美国人掌握标准，站在最高端；中国人有的是力气，只好在底端干苦力。
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第二任第二年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在国情咨文中，奥巴马三次提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谈到贸易问题，第三次提到中国是气候变化。
他说，“但就如我们所说，中国想制定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规则。那会让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劣势。我们怎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当制定规则。我们应当确保公平竞争。”
此外，奥巴马宣告：“此时此刻，美国经济增长，赤字减少，产业兴盛，能源生产蓬勃发展。我们已经从衰退中崛起，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自由地书写我们的未来。”
中国虽然也会对美国的攻击进行针锋相对地回应，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还是以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他经济体更多的看作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
比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1日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特别致辞时指出：“我们没有采取强刺激，而是强力推进改革。”
他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是内在的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不一味追求速度，紧绷的供求关系变得舒缓，重荷的资源环境得以减负，可以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进。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出发点立足于国内，基调是改革和实干。这与美国一心要“引领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经济是改革、实干精神的最大获益者。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不仅继续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成为“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另一成员。
可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蜕变历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万多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便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则超过5万亿美元；2014年成功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从经济规模跨入“万亿美元俱乐部”，到跃居成为“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一员，中国仅用14年时间。
反观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规模在1970年为1万亿美元，而到2001年才达到10万亿美元，其间用了31年。
在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中国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强调，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还是排在90名左右，“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有关标准，我们恐怕还有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
但对于中国的这一现实情况，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是视而不见的。美国忧虑的只是世界经济主导权会被中国夺去，所以奥巴马强调美国才是规则的制定者，公平竞争的维护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及中国时传递的信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恰恰说明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美方处理中美关系时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美国非常担心有新的强权出现，重新制定世界规则，同时希望在国内通过推行再工业化振兴国内经济，这恰恰与中国存在某种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议题上，美国无法单凭自身实力应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身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担忧中国经济强劲会削弱美国对全球的影响，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层提出“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和成立亚投行等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举措，在全世界引起连琐反应，中国在全球的向心力、凝聚力也不断增强。
奥巴马总统是想借“中国想制定世界发展最快地区的规则”此话来影响美国国会和官场。众所周知，在2014年秋冬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奥巴马被媒体称为“跛脚总统”，其出台政策常常受到国会制约。奥巴马拿中国说事是推出中国作挡箭牌来要求国会议员们与他“保持一致”。
事实上，中美在某些领域似乎有一些双核对抗的迹象。在贸易领域，尽管有亚太自贸区的设想，但亚太自贸区毕竟过于遥远，现实是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排除了中国，而中国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排除了美国。
两大自由贸易协定短期内没有并轨对接的可能。在金融领域，原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和正在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被普遍认为是具有竞争性的，美国甚至暗中施压其盟国以防止其加入亚洲基础实施投资银行。
所幸这些对抗，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隐形的。两国政府尚未公开表态反对对方，而且极力避免给外界留有这样的印象。在正式场合，中美双方都在强调合作共赢。
道理很简单，中美共存于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经济体量总体相近。两国经济关系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基于战略考虑的经济对抗或许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同样会给本国带来不小的负面冲击。
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持矛盾态度且立场时常改变，而中国对美政策则比较坚定明确。对中美关系定位不同，导致两国对中国举动的看法相异。中国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常的、必要的、被动的甚至有时是强制性的，而美国则觉得中国在故意惹恼美国，打算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认为，中美两国曾经是敌人，现在不算朋友，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
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两国曾是敌人，美国孤立围堵中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存在，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
中国支援世界革命，主张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境外反美势力，试图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对抗关系突出表现在两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交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实现和解，联合反对苏联扩张，两国关系开始进入“非敌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磨合与改革开放，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但深刻的变化，性质发生改变。
如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所说，中国已经在现存国际秩序中拥有了重多和重大利益。和美国一样，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支持者和改革者，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追求市场经济、法治。
当然，“非敌化”并不意味着友谊，事实上双方都未曾真正把对方看成自己的朋友。美国仍然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限制高科技出口，并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国也在积极防范美国，抵制美国的消极影响。
作为竞争对手，两国在经济上比效率，政治上在亚洲角逐影响力，安全上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感。最重要的是，两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之争：哪国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
作为强势一方，美国在大多数竞争领域仍占优势地位。作为弱势一方，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与美国的差距在很多方面快速缩小。
应该说，两国的竞争关系处理得好，有助于推动两国内部改革和人类进步。处理不好,则可能导致两国走向对抗，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双方都想避免的。
作为合作伙伴，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合作日益广泛。在双边层面，两国在经济、科技、金融、教育、文化、农业、扶贫、法治、反腐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在地区层面，中国政府欢迎美国建设性地参与，美国也鼓励中国在如东南亚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朝核六方会谈等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区域国际机制在全球层面，两国都主张国际贸易体系进一步开放，都支持联合国改革，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海上安全、打击走私、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止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
随着时间推移，两国合作利益增加，合作空间不断扩大，为未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两国战略互疑上升，关系负面互动概率增加，中美关系要继续朝良性发展需要两国领导展现出足够的智慧、意志和决心。
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设想是对上述挑战最积极、最有建设性的回应，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现在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在具体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将新型大国关系由理念转变为现实。
事实上，与其为了谁的象牙更大而争执不休，还不如一致认同，有一头亚洲大象和一头北美大象，眼下它们是丛林里最大的两只动物。
若理性地审视，中美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只要彼此给对方呼吸的空间，只要双方对每个问题、争端不那么固执，只要内心的天使压倒见不得别人好的思想恶魔。
因此，对美国和中国来说，他们之间最危险的敌人，来自中美各自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