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敌对势力”开始成为中国官方语境中的高频词。动车追尾了，交通部将矛盾转移到敌视中国高铁的势力身上，指责其力借“7?23”动车事故重挫中国高铁；上海法官集体嫖娼门败露了，高院书记警示这一丑闻给境外敌对势力攻击政府以可乘之机；微博作为新的舆论阵地风生水起了，旋即就有开明派的刘亚洲、鹰派戴旭等出面控告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


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跑偏了，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就自动将黑脸对准了敌对势力；香港市民为争取国际标准下的普选走上街头了，敌对势力又悄然而至；甚至连山东蓝翔技校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了，蓝翔校长也不分青红皂白给批评者和曝光者扣上个“敌对势力”的帽子……难怪有人感叹：临时工和敌对势力成了中国最悲剧的人群。因为放眼望去，凡是公权机关作恶，一定是临时工干的，与官员和正式工无关；凡是声音批评政府，一定有敌对势力参与其中，试图使中国陷入比苏联还悲惨的动荡境地。
　　敌对势力遍地，根由究竟为何？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钱钢将敌对势力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梳理。按照他的研究，该词根源自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出现是1948年的《人民日报》，截至1958年，在该报上提及“敌对势力”时还未涉及中国国内问题。1959年情势巨变，第一个语象高峰是1959年对彭德怀的批斗之时，这也是它“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的一年”。体现在《人民日报》上，有10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其中6篇与有人反对“大跃进”有关。1978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但在1989年后又异峰突起，至1992年前达到峰值。此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各有一次高峰。从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来看，“敌对势力”第一次出现，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此后，十五大有，十六大有，十七大无，十八大有。
　　溯及过往，敌对势力就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划定了明确边界的语象。比如最初是对外，进而演变为对内，最后成了内外兼顾。从官方语境来看，高校和军队已然成了境外敌对势力盘踞的两大核心战场。在高校，社科院作为中国官方重要智库，遭遇了近年来最为严峻的一场意识形态危机，且与敌对势力直接相关。因为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公开炮轰社科院四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渗透。为表赤忱忠心，院长王伟光一度冲锋陷阵，不仅将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划入《关于加强院属单位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而且为站稳立场，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挥舞语言暴力大棒，公开鼓吹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之一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一言以蔽之，国际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当中共这一世界最大执政党也在试图脱掉革命党的外衣时，作为社科院一把手的王伟光还在鼓噪阶级斗争论，在误判国内外大势的同时，也在采取简单粗暴的扣帽子、抡棍子的应对策略，不免令人唏嘘。而在另一战场，军队的敌对势力则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歇过。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6版重要位置刊发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近6,000字长文《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市场化媒体在转引时提取出的显示标题大抵相同，即那句对敌对势力的隔空喊话——有人妄图把军队从党旗下拉走。按照许其亮的原话，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妄图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鉴于此，需要坚持和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能照搬西方建军治军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许其亮在警示敌对势力的同时，也一石二鸟地驳斥了连日来喧嚣鼎沸的军队国家化争论。两者互为因果，军队国家化可能是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手段，敌对势力的无限制渗透也可能最终造成军队失守城门。
　　此前不久，军方就轮番打响了意识形态保卫战，且手段和策略均未能彻底撇开敌对势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解放军报》在显要位置刊发中央军委法制局课题组之文《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因为红墙密不透风，故而众媒体只能以观点取胜，对军报此文提取出的显示标题也很有眼球效应。比如异军突起的澎湃新闻直接将中央军委法制局非同一般的身份摆在最前边显示，正文部分诸如“四种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必然要求全面推进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不过是冠冕论调，真正夺人眼球的，还属围绕意识形态而作的高度警惕。“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社会各种思潮和观点交锋激烈，对军队的渗透影响具有隐蔽性、侵蚀性、危害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严格政治纪律的组织纪律，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标明界限。” 仅6天之隔，《解放军报》复又在驳斥“军队国家化”的文章中点名敌对势力的渗透，且从措辞来看与许其亮其文形成交相辉映之态，“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企图搞乱我们的思想，妄图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
　　除高校和军队外，刚刚平息不久的香港“占中”运动，来无影去无踪的敌对势力亦贯穿始终。按照官方的话语逻辑，“占中”打的是“民主”、“自由”旗号，受的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外在影响。“占中”从表面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是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搞乱香港进而搞乱中国的图谋。显然地，北京作为“占中”的幕后决策者，虽然应对策略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调整，比如避免采取“六四”事件中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而是主动督促港府与学生平等对话和交流，但是面对敌对势力事宜时，还是未能彻底脱开刻板成见，切割得也不够充分和清晰。要知道，即便“外部势力”确在利用“占中”搅乱香港，要慎重，要防范，但着实不宜过多渲染。因为敌对势力的说法越频密，效用就越廉价，还可能因过度滥用让更多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倒向敌对势力的阵营中去。
　　以“占中”为范例，香江遍地的敌对势力，究竟是中共一手炮制出来的假想敌还是确实狼烟四起？从逻辑上分析，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你自己不是个好人，和大多数人对着干；二，你私心太重，心理又太脆弱，不健康，看谁都像敌人；三，这是一种统治者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网络舆论场更愿意相信，中共之所以一再搬出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维护己方的专制统治，所谓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依靠政治。基于此判断，故而每逢敌对势力从官方口径流出，总能掀起一阵讨伐和揶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即呼吁中共亟需对敌对势力做好明确的切割，以免造成亲痛仇快的误伤，“中国有了很多进步，也很强大，但对那样依旧唱衰中国的人，未必要加以敌视。真正的强大，是应该从这种敌视中，吸取有价值的信息。更不用说把那些其实不是唱衰中国，仅仅是批评者，视为敌人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则将毛泽东那句“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进行了适度演绎，因为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时刻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从国内的“阶级敌人”到境外的“敌对势力”，从“阶级敌人的破坏”到“敌对势力的渗透”，从“复避”到“颠覆”，词汇变，逻辑则是一样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当然，如若愿意继续寻根究底、上纲上线，不妨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捆绑在一起，因为对于敌对势力以及相关的人性分析，其本质就是阶级斗争。再加上“敌对”二字作为前缀，则要么消灭，要么与之斗争。除此之外，并无他途。
　　同样是反诘敌对势力始终作为统治者策略而存在，哲学史家冯友兰则更愿意揣摩中共身份转变背后的考量和逻辑，“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可是，转弯过后，意欲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就不得不反躬自省一番：敌对势力遍地，是否只是己方颜色革命的心魔在作祟？一味地“泛敌对势力”，是否真的是政时所需？当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渐渐从无声变得有声，中共一再渲染敌对势力，会否陷入到己方设定的圈套中而不自知？连习近平自己也说，“人民群众质疑改革，就给人扣帽子、抡棒子，说人家是要搞文革，说人家是反改革、是敌对势力。老百姓为什么越来越对改革不满，就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把改革道路搞臭了。这些人试图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但老百姓心里也都有杆秤，有一面镜子。”惟愿老百姓心里的这杆秤，这面镜子，能给时下正在开启改革元年和依法治国大业的中共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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