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的今天，在抓捕“四人帮”、结束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二天，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　



　　在“四人帮”的逮捕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华国锋自此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一个同时集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
　　但是华国锋如日中天的政治生涯仅仅持续了4年，在1980年9月到1981年6月间，华国锋先后辞去了党、政、军的最高职务，退出中国的最高权力核心，直到2008年8月20日因病辞世。
　　在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短短数年时间中，除了审判“四人帮”和正式结束文革之外，中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和恢复终止了十年的高考制度，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实行的。
　　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们认为，邓小平后来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的国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基于华国锋当年提出的“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政策方针。
　　但是与此同时，在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期间，他仍然继承了前任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政策、手法和传统，比如顺延毛泽东“伟大领袖”的尊称，他在执政期间被称为“英明领袖”。
　　华国锋被后人提及最多的错误是他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错误，这个提出粉碎“四人帮”动议并主持抓捕行动、因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中已被淡忘。
　　但是自2008年华国锋去世后，近年来掀起了一个评价华国锋功过、还原华国锋历史作用的讨论热潮，许多政界人物和学者为华国锋的历史功绩被淡化而抱不平。
　　“改写中国历史的人”
　　最早提出还原华国锋历史作用的是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韩钢，他认为，中国官方多年来对华国锋主政时期的功过“一正四负”的评价不符合事实，华国锋应该被称为“真正改写历史的人”。
　　中国最著名的大型政论电视片《河殇》的主笔、曾经被称为“中国报告文学第一人”的苏晓康同意韩钢的说法，他认为，从历史纵深角度看，华国锋是被邓小平改革神话掩盖的重要历史人物。
　　苏晓康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解释说，所谓“改写历史”，指的就是抓捕和审判“四人帮”，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结束毛泽东的统治制度，也就是结束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在主持抓捕“四人帮”的同时，让汪东兴连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等党的喉舌机关，然后迅速派遣中央工作组深入“四人帮”的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准备发动上海民兵叛乱的计划。
　　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主流话语还坚称，抓捕“四人帮” 是叶剑英、李先念和王震等老革命家的功绩，而苏晓康认为，无论提出动议还是联合各方实施抓捕，都是以华国锋为主，因为作为毛泽东选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当时具有决定是否抓捕“四人帮”的合法的权力。
　　在苏晓康看来，华国锋在“改写历史”中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在中共历史上，除了华国锋和赵紫阳，很少有最高领导者能做到这一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过面对重大历史拐点的时刻，但都没有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
　　澄清历史巫魅
　　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对于华国锋功过的官方评价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除了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之外，还有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关系，以及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由于被普遍认为“没有突出能力”的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并且继承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华国锋遭到邓小平和胡耀邦等“反毛派”力量的强烈批评，认为他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
　　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解决华国锋问题和反思毛泽东遗留下的体制遗产的讲话，这一讲话被称为“8.18”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虽然在政治层面上，邓小平和华国锋代表了两个派别“反毛派”和“凡是派”，但是在个人层面上，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绩伟、胡耀邦以及其他许多政治老人，都是在华国锋主政时重新走上的中国政治舞台。
　　像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的一样，就连邓小平本人，也是胡耀邦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为他平的反，如果华国锋一再坚持执行毛泽东的意愿，而没有顺应历史潮流为邓小平平反，那么就很可能不会有后来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故事。
　　苏晓康显然同意这一观点，他说，如果没有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也就不会有邓小平版的经济改革，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在华国锋时代开的头，邓小平并没有在华国锋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对于华国锋的“凡是论”的批评，近来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原《新观察》杂志副总编郑仲兵就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阻止中国再次受到独裁者统治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华国锋。
　　郑仲兵指的是这个可能性就是邓小平。他批评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这是邓小平想搞个人崇拜，想要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但华国锋当时的存在阻碍了邓小平。
　　只有在推倒了华国锋之后，邓小平才能重新集结起在文革中被毛泽东粉碎的中共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才有了后来的六四镇压、权贵集团、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成灾等等阻止中国向现代民主发展的现实。
　　性格悲剧和历史局限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华国锋一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毛泽东钦点的继承人，他也一定要继承很多毛泽东留下的遗产。
　　但是苏晓康认为，即便如此，从历史的纵深角度看，华国锋对于中国来说，他的历史功绩远比他的错误和局限更大，是一个能真正被称作“改写中国历史的人”，所以不应该像多年来主流话语中那样否定他。
　　而作为个人，苏晓康和许多学者以及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一样，认为华国锋是中共领袖里很罕见的忠厚老实的人，他认为的另一个忠厚老实的是胡耀邦。
　　苏晓康说，毛泽东就是因为这一点看上了华国锋，让他接班，这是一个枭雄对身后的忧虑，所以要找“老实人”继承江山。但这是一个悖论，正是这个“老实人”结束了毛泽东的制度。
　　但是也正是因为华国锋的“老实”，所以尽管他结束了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敢彻底否定毛泽东，最终被另一个中共强人邓小平赶下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他的性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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