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专著《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该书面世后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翻译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当时只有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保罗·肯尼迪在耶鲁大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徐剑梅 摄）

大国兴衰取决于经济实力

第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围绕肯尼迪至今仍不断再版的这本著作展开。31年间，《大国的兴衰》已翻译成23种语言印行数百万本，各种毁誉不绝于耳。那么，倘若重写此书，作者的主要观点有无改变？

在雅致的耶鲁大学历史系小楼，如今已华发萧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关于二战海军和海洋强国历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约他为《大国的兴衰》写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这个问题，“想了很多”。答案仍然是：书中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

他说，500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或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超越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他举例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不断增长。现在，到处听见人们谈论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明智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其基础是它的经济成功。一旦中国经济停滞或下行，人们也会怀疑中国在世界上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减弱。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逐年增长，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日本将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两三年后，即大约1990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并从那以后长期停滞，日本的国际影响随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说，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美国衰落没有简单化答案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得观望’。”

他说，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逆差还将持续。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他认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特朗普能够领导美国战胜这一挑战，进而让美国“重新伟大”吗？从肯尼迪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来看，显然是困难的。在访谈中，肯尼迪教授多次点名或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他说：“我们的领导人，从身体上、情绪上、从内心深处，确实没有能力耐心。他从不读书，就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不看其他新闻报道，早上醒来就想搞点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词形容特朗普的执政特点，认为他“没耐心”“不稳定”，政策诉诸波动的情绪和本能直觉，“经常冒犯美国的朋友和侮辱美国的竞争者”。但特朗普执政“不会搞垮美国，因为美国太强大，太有应变能力。但是领导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坏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时代”。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上升，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大，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说，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他认为，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

美国朝野“满脑子中国”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他又说，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词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弱点。

他指出，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中国威胁论者）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他说，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合15.24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合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他说：“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是的。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是的。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竞争力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夸张的中国述事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中美之间的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弭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为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歧异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州的东太平洋，这方面，“美国的心态是不可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的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如果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