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龙应台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讲的是其自身的经验，讲给年轻人。你不一定全部照做，但听一听，还是很有价值的。

　

　　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

　　我会比较多地提到钱穆先生，做为我从素书楼走到新亚书院对他的个人致敬。

　　好，青春迷惘后龙应台发现的十三件事：

　　一、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二、随时准备对赞美你的人说 Thank you, no

　　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棒，譬如声音特别好听、观念特别正确、信仰特别纯正，所以请你出来带领呼口号。

　　说：Thank you, no.

　　三、学会玩，培养几个终身的嗜好

　　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

　　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四、年轻时找几个求知欲强的人结成终生挚友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就读北大的时候，曾经描述一个大学生的寝室：“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阿弥陀佛在研究他的佛经；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五、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在无锡当小学教师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六、华歆还是管宁，是有选项的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1944年底蒋委员长发表“告知识青年书”，王鼎钧和很多同学读到文告，边读边放声大哭，众人哭成一团，大家决定立刻投笔从戎。

　　那天其实是个正常上课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学奔走了一整天，然后“头上冒著蒸汽”、热血沸腾地回到教室。一进教室，他看见“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

　　然后很快地，那些热血学生因为意见分歧，开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斗争、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作家王鼎钧

　　六十年以后回顾历史，王鼎钧说，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那几个“在腾腾杀气中守著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的人。

　　1937年，北大文学院迁到湖南南岳衡山。钱穆跟冯友兰吵了一架。学校有两个学生决定辍学去延安，学生开欢送会。冯友兰致词，对两个学生倍加赞许。轮到钱穆致词，他竟然对那两个被冯友兰大大赞美的学生不假辞色，反而勉励那些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学生，说，国家所需要的栋梁是“努力求知”而“未来有用”的人，现在没有得到知识的青年根本不是“栋梁”。

　　回到宿舍之后，冯友兰对钱穆说，勉励学生读书可以，但你不该责备那两个热血学生。钱穆反驳说，你怎么可以又认同学生应该读书，又赞美学生辍学去延安。这是模棱两可。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征，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

　　七、为了“正义”，冲出去，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

　　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八、真有本事的话，方和圆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你觉得学生应该怎么进行举报？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噪？

　　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九、容忍比自由重要，真的

　　年轻的时候，譬如写《野火集》的时候，当我说“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对权势者说的，呼吁掌权的人对异议者、反对者要容忍。

　　这句话，对今天的掌权者，还是要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但是同时，“青春迷惘”之后，发现很多异议者、反对者，即使身在牢狱也相信自己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这份对自己道德力量的强大自信，既支撑了他，也同时使得他往往对与他意见不合、他自己的异议者无法容忍。

　　容忍是双方面的，绝非单方面。

　　十、下山比上山难，下台比上台难；退场比进场难，结束比开始难

　　我才刚刚去登了屏东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时候，虽然艰辛，大家还可以边走边笑边看风景。下山的时候，却一片安静，因为你要看着你的脚每一步落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石头都是滑的，每一块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谷。

　　同样一条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几倍的注意力。

　　至于下台和退场，曾经在台湾一次大型的群众示威运动里，这个我很尊敬的发起人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曾经来邀请我加入。我说，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主张，但是请问，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他很诚实地说，没想。

　　我倒是愣住了。没想？那么那些热情澎湃的群众，为了一个理想而站出来的善良的人们，留在广场上，日子久了，太阳曝晒、风雨交加，然后上班上学的人开始对他们抱怨的时候，怎么转弯？当他们最后被狡猾的权力打败的时候，你岂不是毁了他们最纯洁的信仰？

　　他没法回答我，他还在忙着进场的布局。

　　进，需要勇气；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十一、做一个终身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如果我们对所有我们坚决反对的事、仇恨的人、无法忍受的观念、不共戴天的立场，都有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在决定要反对和仇恨之前，先问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画了一顶帽子，如果你愿意打开，你会发现里头其实是一只大象，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点，原来是一头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欧洲开始的七年战争，一方的法国死了20万人，另一方的普鲁士死了18万人。当法国的军队打进了法兰克福、法国占领军进驻歌德家的时候，歌德还不到十岁。歌德一家人，跟占领军之间，不该是一个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关系吗？

　　可是，真正发生的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指挥官，在歌德家看见了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问，“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想认识他们。”他热爱这些敌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面前，国界突然毫无意义。而小小的歌德，对七年战争最重要的记忆，竟然是一个敌国军官对艺术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学启蒙，竟然来自一个他应该要仇恨的敌人。

　　只要懂得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帽子里面其实有大象、战争里面其实有远比战争重大而长久的价值。

　　十二、带著温情与敬意面对历史，也带著温情与敬意理解现实。

　　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接受他这句话。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 非”。

　　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十三、一定要维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你的男友或女友深情款款地跟你说，“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你”，不要迟疑，马上逃走。

　　如果你自己对你的男友或女友这么说，那么……绑个鞋带吧。

　　十三点五、青春的时候，尽量享受爱，享受性，享受知识

　　白天比黑夜长，所以享受知识超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