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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追求绿色食品,世界会饿死一半人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牛盾总被媒体追着问:您自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领导干部是否有特供?如今牛盾很坦诚地回应:“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价的。”

  “化肥和农药被妖魔化了。”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提醒,在国内农产品安全问题上,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转基因农产品安全问题,牛盾透露,《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在加强监管、保证消费者知情权等方面会有更多考量。

  被问到怎么看消费者追求纯天然、有机绿色食品这一现象?牛盾回答,一味追求纯天然绿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样的标准,世界恐怕要饿死一半人口。

  谈农产品安全

  “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

  如何保障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牛盾认为,目前最关键也是最为薄弱的,便是执法落实环节。为此,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监管不力的要处罚,才能堵住漏洞。

  牛盾说,现在个别媒体和消费者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远比民众关注的农药残留要大得多。

  北青报:当下公众对餐桌上的农产品安全有一些顾虑,比如有报道称海产养殖滥用抗生素等。如何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牛盾: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的事情。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应该向工业化国家借鉴学习,提升农产品安全。

  从技术上讲,我国抓农产品安全才20多年。现在是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我们的监管覆盖需要搭配,要把市场入口封好。哪个国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国的黄瓜、西红柿出现过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现漏洞,我们尽量缝好就是了。

  保证安全,第一要制定出质量安全标准及配套体系,标准可参照发达国家;第二是建立强大的技术保证和技术支撑体系,能对进口和国内农产品进行技术检验和检测;第三是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经过认证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产品,要给其证书和资质;第四是整个国家要有强大的投入,推动前面三项建设,要有强大的行政执法能力落实这个事情。至少四个环节,才能保证一个国家农产品安全。

  北青报:目前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牛盾:现在执法落实环节最薄弱,容易出问题。现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实。执法是要碰硬的,要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力,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政府要明确是各个部门的职能,还要注意信息反馈,收集批评和建设信息。

  北青报:对于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主要领导,强调追责会不会更有效?

  牛盾:一定要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对渎职领导干部要问责。我认为,追查农产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对监管不力的部门、领导也要惩罚。

  北青报:据您所知,有领导干部因为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被追责的吗?

  牛盾:有。农业部也有这方面的案例。不只农产品安全,各领域如环保等,出了问题,也有领导被追责的。

  北青报:您怎么看消费者追求纯天然、有机绿色食品这一现象?

  牛盾:一味追求纯天然绿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样的标准,世界恐怕要饿死一半人口。

  我认为,现在个别媒体和消费者对化肥、农药有点儿妖魔化了。现在市面宣传一种产品好,就强调没有用化肥和农药。这都是不全面、不专业的表述。化肥是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优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营养从哪里来?现在强调的是要科学施用、不能滥用,造成残留的对人类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对化肥、农药。这是不科学的态度。

  实际上,我们食品安全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活习惯,比如食用隔夜菜、腊肉等,由此产生的有害微生物,对国民的危害比你们关注的药残污染要大得多。困扰西方国家的化学污染,比如比利时饲料有强烈的致癌物二恶英,而我们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问题。公众认知其实有很大的偏离。

  北青报:部分消费者对超市有机农产品标识码也是心存疑虑的,觉得真假难辨。

  牛盾:这就是信任危机的问题。所以要强调对不法企业施以重典,否则市场机制就变成劣币驱逐良币。要用铁的手腕,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谈粮食安全

  转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

  自2015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在国外履职一年。据他观察,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问题也有漏洞,只是国内媒体鲜有报道。去年我国进口了8000万吨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却正在缩减。针对在国内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建议,牛盾认为,非转基因大豆和进口大豆不是替代关系。

  北青报:我国大豆去年进口8000万吨,国内市场消费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达到80%以上。这样下去,未来不会有粮食安全隐患吗?

  牛盾:我们有自信能保证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目前无非是个别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大豆只是单一的品种,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对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进口。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为降低风险,我们进口多元化,进口国不一定限定在美国,还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开展友好贸易关系。其次,遵循市场规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我们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产国建立生产基地。

  北青报:有来自农业界的政协委员认为,如果让东北部分地区也种植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的产量和价格竞争力就上来了。

  牛盾:中国的土地资源有限,大豆单产又低,所以要满足巨大需求量只能进口。美洲都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是高油大豆,而我们的非转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后者要保证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酱、豆腐。人们害怕转基因大豆存在风险,其实转基因成分没有在脂肪里,是在蛋白质里,豆油中只有微量转基因碎片。目前也没有数据证明转基因大豆对人类健康有威胁。

  国内没有批准生产转基因大豆,但是可以加工销售。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经过种植面积调整,可以提高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但是它和进口大豆不是一个替代关系。

  北青报:有科学家不解,国内研发的转基因大豆无法转化为商业化种植,而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大豆正占领中国市场。

  牛盾:品种结构贸易的问题跟科学研究有一定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国内也有研究转基因大豆,我们进行安全评价时认为数据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际数据。

  我们吃的非转基因大豆经过5000多年的验证,但至今还有人对大豆蛋白过敏。一个品种的研发需要非常慎重。我们认为安全了,就可以商业化。进口大豆也是经过国外很长时间的试验,并通过了中国的安全评价,拿到了中国颁发的安全评价证书。

  谈转基因

  非转基因标识是不合法的商业促销方式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牛盾总被媒体追着问:您自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领导干部是否有特供?

  本次接受北青报采访时,他很坦诚地回应:“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一定是经过安全评价的。”

  北青报:现在市场上非转基因产品标识特别醒目,以此吸引消费者。可按照相关规定,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才需要特别标识吗?

  牛盾:这是一个卖点,但这种商业促销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属于工商总局监管范畴。执法力量不够,就没能力全覆盖。

  现在市场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过来标识。转基因技术出现仅20多年,代际数据一个也没有,所以人们有一些疑虑,觉得非转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慎重的态度,不是完全排斥转基因技术。

  北青报:转基因技术如何科普?

  牛盾:转基因科普,农业部门也在强力推。但毕竟它属于高端生物技术知识,普及过程中还受到受众自身科技素养限制。此外,“挺转”和“反转”当下力量对比很激烈。

  北青报:农业部夹在中间,是不是很为难?

  牛盾:这是我们的职责。农业部门肯定不会支持其中一方,这样不科学。我们要按事实、法律和结果说话。现在,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说主管部门不抓住机会,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人就说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极端言论讲,你们跟美国串通在一起……我们听得多了。

  北青报: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转基因标识管理是否应该加强?此前还有专家呼吁尽快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牛盾:确实应该加强标识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施行10多年了,现在正在修订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如何更准确监管、如何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及选择权、如何不造成歧义,这些都在研究当中。

  北青报:社会都很关注转基因作物滥种的问题。

  牛盾: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滥种就是违法,出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不过具体调查过程很复杂,比如种子来自哪里?怎么流出来的?谁批准种植的?任何人违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数据,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后查清楚了,证据确凿,违法人员都被绳之以法。国家没有规则不行,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一定要受处罚。

  我们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大家都好。这样大家都能规范地依法地开展工作。好比你开车技术再高、再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碰瓷的,你总是躲避不过的。很多人会因为你有公权、有资源,就打你的算盘、拉你下水。权力寻租在哪儿都一样。

  北青报:民众总是好奇,农业部领导吃的农产品和老百姓吃的农产品是否一样?他们吃不吃转基因食品?

  牛盾:我的回答是——我吃的农产品你们都能买得到,我保证,我消费的农产品不是所谓的特供;我吃转基因农产品,但是一定经过安全评价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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