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多有佛道名刹道观坐落山间，香火颇为旺盛，甚至不免引起那些达官新贵到访。2013年清明时节，媒体报道刚刚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吴邦国便与家人在白云观问道、“打钱眼”。而今，又到岁末年首，想必又是各地香火鼎盛的时节。

　　尽管三令五申，中共各级仍然断绝不了鬼神信仰，从上到下都可能沉陷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传统的有神论信仰中。即便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难以免俗。为什么？ 除贪官污吏不问苍生问鬼神，掩饰恐惧之外，从客观上看也是有原因的。其一，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信仰根深蒂固，尽管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文革大革命“破四旧”的毁灭性打击，但其根植于中国每个人的血液中，当然包括中共党员在内。其二，近年随着市场化的冲击和物质文明的冲击，不仅利益诉求多样化，中共也在遭遇信仰多元化的冲击。其三，即便是那些号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共高层，可能对宗教和传统信仰的参与多停留在尊重风俗、融入民间的意味，但实则多少有些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神鬼迷信和隐士文化信仰，最为著名者，远的莫过于毛泽东，近的则如江泽民“封禅”泰山。

　　其实从中国历史上，宗教也罢，民间信仰也罢，封建巫术也好，大多并不能左右多少时局。相反，中国从未建立神权国家，神权从未凌驾于世俗权力。即使是在神权力量最为庞大的商代，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婚丧嫁娶都决于卜筮，王权依然是最高的象征，祭祀处于从属地位。天子受命于天，天人合一，本身便是神的象征。所以，统治层多将宗教玩弄于鼓掌之间，作为世俗统治的工具。最明显的是，李唐以道教为国教证明李唐皇室血脉高贵，康熙大兴土木建藏传佛教风格的外八庙等羁縻蒙藏……

  　　每年藏历节日，中共会告诫党员不得参与藏传佛教活动

　　而在古代埃及，大祭司的权力甚至超过法老，阻挠法老的宗教改革。著名的拉美西斯一世更是一名反叛的祭司（维西尔）。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皇同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王权必须向教皇宣誓效忠才能获得合法权力。即使强大如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也需要教皇为他和他的皇后约瑟芬加冕。

　　当然，不能否认宗教乃至传统鬼神崇拜对于统治者和统治秩序的冲击，“三武灭佛”便体现了这种统治者与宗教的尖锐冲突。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从来无法彻底摆脱鬼神崇拜，甚至偶尔被宗教领袖、民间方士隐士所左右，而其一旦走上极端误入歧途，造成的恶果是惨重的。秦始皇、汉武帝访求灵丹妙药广方士，靡费无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脱下帝袍，换上僧衣，每次出来都会都会耗资巨亿赎身。李唐时期更搬出老子李耳作为远祖，并将道教定为国教，5位皇帝因为服用丹药中毒而丧命，甚至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成吉思汗听闻长春真人丘处机大名，欲求长生不老之术而千里相邀。明代嘉靖皇帝、清代雍正帝都迷信丹药而丧命。

　　而更有甚者，政治反抗在中国也往往借助宗教和传统信仰的形式，肢解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动员。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借助了原始的神怪崇拜，黄巾军起义借助了太平道的组织形式，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都带有鲜明的明教色彩，清代的反清活动则同样多用白莲教的方式，连太平天国运动都使用的是经过改造的拜上帝会模式……

　　所以，当各级官员的风水迷信活动入侵中共的机体，相信“风水大师”王林们比相信唯物主义更具有说服力时，作为一个统治层来说，这是最令中共感到恐惧的，它意味着人心的散失。当然，今天老挝存在两套信仰的象征符号，一套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符号，一套是以佛教为核心的社会信仰符号。8万老挝人民革命党党员绝大多数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响很大，两套信仰在党员中并行不悖。但它与中共不同，中共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准宗教化的存在，高度集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其存在的基础的。章伯钧当年指中共乃是一群清教徒，信仰一个上帝（马克思主义），此言得之。可以预见，但凡有一天他们不再是这样一群人，中共也将沦陷。

　　坦白讲，在所有的现代政党中，共产党便在相当意义上如同一个持守戒律的僧团。如同佛陀的信徒那样，倾向于不断强化内心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清规戒律”来巩固中共组织，这样他们才认为可以保持坚强和集中控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党建（即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这一至关重要的内容既有持之以恒的程序（比如自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也有定期的组织生活学习），但让人刻骨铭心的或者是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是一波又一波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而今天的习近平就刚刚在2013至2014年发动了一场这样的运动。　　(吴欢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