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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北京有过一个贫民版“天才少年班”, 如今他们怎么样了?


 


作者:橡树君




十年前,北京有过一个叫“青云学子计划”的教育实验,从全市六十万打工子弟中挑选出一批较为聪明的孩子,试图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最大限度挖掘他们的潜力,从而摆脱父辈的命运。

如今,十年过去了 ,这群孩子长成了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或许算不上完美:首先,实验不时受到升学制度、原生家庭等各种因素阻挠;其次,这批孩子也并未个个如愿进入大学、从此走向高光人生。

但我依然被深深打动了,因为无论后来的境遇如何,谈及人生里的这个插曲,他们均心怀感恩,并坚信“我们人生中的哪些东西被改变了”。

本文由橡树君综合编辑整理。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一群穷孩子的实验》(《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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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科院心理所教授刘正奎,出生于安徽农村,1997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安徽某贫困任乡政府教育办副主任。当时县里外出打工的人多,留守儿童也多。刘正奎在工作中发现,这些孩子由于和父母长期分离,内心或多或少有些创伤。几年后,刘正奎调任去中科院心理所,便格外关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创伤问题。

2007年的某次饭局上,三辰集团董事长孙文华提到自己想办个公益学校。三辰集团是做动画起家,代表作品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蓝猫淘气三千问》,而孙文华本人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同桌的刘正奎听了,有点遇知己的兴奋,他给孙文华提建议,“如果真想做,就关注那些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所谓的流动儿童,他们急需帮助。”在刘正奎看来,有些非京籍的流动少年,既聪明又有韧性,却受制于客观条件,天赋被浪费,着实可惜。

酒局结束后,刘正奎与孙文华建立了联系,他们多次讨论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最终决定“办一个不大但要有影响力的学校”,专招收那些“贫穷又有天赋的打工子弟”。

2009年,孙文华捐资1000万元,设立“超常教育专项基金”,用于项目运作。同年,赵大恒从北京八中退休,加入青云。赵大恒是北京教育界响当当的名师,他带的北京八中少儿班,高考平均分在620分以上,关于怎么教育早慧的孩子,他有着三十年的经验。

资金有了,老师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2



2009年,是“青云学子计划”正式在北京招生的第一年。刘正奎和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学校,见了好几十位校长,试图找到一批符合条件的青云学生。

他们发卷子给学生做,试卷上的几百道题,无关知识积累,而是看应试者天生的逻辑。通过考核的孩子会被带到中科院上几天课,学初高中物理,有老师在旁边观察记录,看他们的吸收和理解能力。

最终,“青云计划”从八九百位应试者中招到了24个学生,这24个学生中,除了极个别的,都符合“智商较高”、“家庭贫困”两个条件。

2009年秋天,青云班在芳草地小学开学了。著名的芳草地小学,曾是外交部子弟小学,后来又成为了全国第一所公办国际学校。彼时,万和城校区刚刚建成,一共就两个班上课。青云班的24个孩子,用一整层楼。


2009年,第一届青云班在芳草地小学万和城校区的开学典礼,孩子们穿着芳草地小学的校服。

24个孩子中,有8个女生,16个男生,他们是超常儿童,也是装修工人、餐馆服务员、废品回收者、临时工的孩子。

徐博是“青云学子计划”的第一届学生,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父亲在北京东五环外东坝乡皮村的小餐馆里帮工。不上学的时候,徐博也在馆里跑前跑后,做些前台点单、后厨刷碗的活儿。


自打进了青云班后,徐博每周日下午都会背着书包、换上干干净净打的校服去上学。公交车穿越城市,从东六环到北四环,终点是芳草地小学的万和城校区。用他的话说,“是在两个世界里穿梭。”

青云班的另一个学生李小溪,江苏人,两岁跟着父母到了北京,在丰台区读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是一间普通的居民平房,学生多,中午排队吃大锅饭。后来去的一所学校,校车是废旧的面包车,每天拉满满一车学生。有时司机会大喊让站着的学生全部蹲下,怕被执勤的交警看见。

和班里的其他学生一样,来到青云班,徐博和李小溪都觉得美好得不太真实。

每周,体育老师张艳杰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带着孩子们离开学校,到自然里去。

他们在奥森公园体验四季,去地坛公园观察观察花苞,在后海看柳条儿抽出嫩芽,在朝阳公园散步,还坐着火车去爬了泰山......


青云班的学生们在泰山。右一为赵大恒。第三排左一为班主任张艳杰。

在自然里,张艳杰教他们认识植物,培养他们的观察和感受能力。比如,让他们闭着眼睛感受一棵树的表皮纹路、气味、温度和声音......


小学时期的徐博,在自然体育课上。

只要出门,他们基本不坐车,都是靠走路。有时走上十几公里去鸟巢,再走回来,孩子们边叫苦不迭,又兴致勃勃。
 
课上,会有一些团队协作的项目,张艳杰把体力强和体力弱的分在一组,把开朗的和沉默的分在一组。他设置的任务,往往都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优势才能完成,“慢慢他们会意识到,只有我们组合起来,一起解决问题,才能变成超人。”

另外,青云班的老师们有一个共识,即见识高于知识孩子们曾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被带去博物馆看展,刘正奎校长还请过十多位院士到青云班来,告诉他们科研是什么、南极科考是怎么回事......


青云班的学生们被宋庆龄基金会带进了人民大会堂。

最让徐博印象深刻的,是张艳杰会在课上放一些短片,关于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些世界名校的建校过程,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托福、SAT考试。

跟踪了这个项目十年的老师成吉思说,“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农村孩子见识大多了。这是我们的初衷,他们成绩可以不好,但见识不可以不多。”


03



 
2009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三年转瞬而过,第一届青云班小学面临小升初。正巧,东北师大附中在朝阳区建了一所分校,接受了青云班的孩子。

而就在小升初这一过程里,有少数学生放弃继续参与实验——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由于当时并不那么严格的筛选,24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有北京户口且家庭条件不差的。他们小学毕业后便离开这个项目,一个在本科时就去了美国,另一个考入北京八中,并最终考上了北大。

另一些孩子则被父母送回原籍。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们在北京无法报考高中,只能报考职校,一些家长为长远计,让孩子们回到原籍。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李小溪也离开了这个项目。原因是父亲认为新学校离他们当时租在海淀的家太远。之后李小溪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年:先是在海淀一所初中上到初二,后来转学至河北保定,之后又转学到江苏连云港老家。
 
她是个敏感又早慧的女孩,见过什么是好的,那种教育方式的对比尖锐地刺痛着她。江苏那所高中,一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考上一本,成天抓语数英,一样的题老师能来回讲两三遍。


小学时期的一个下雪天,张艳杰带着青云班的同学出门玩雪。

而那些留在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的学生们,继续了三年安稳顺利的生活。青云班三年的课程,为这些孩子打下了好底子。他们学的新概念英语,比普通小学更难,数学物理也超前学了初中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个自信,初中校长曾这样评价道,“就没有见过刚上初中就眼界这么开阔的孩子。学校来个院士、来个博士,他们就好像不为所动。”

但等到初中毕业,高中入学又成了问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回原籍读高中,要么留在北京考职校。项目方联系了俞敏洪,让孩子们直接去新东方国际学校就读。国际学校学费高,一人一年十几万,俞敏洪给打了折。这钱还是由项目方来出。

有了这样的条件,项目方希望能再次将从前那批失散的孩子召集回来。


04



 
刚读完高一的李小溪,也收到了“重聚”邀请。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当我待在家里刷题的时候,真的太难受了,不如我就出去看一看。”

所以,当年24个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

进入国际学校、准备留学,让这群孩子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世界、更开放平等的教育方式,但也感受到来自金钱和出身最直接的刺激。
 
在新东方国际学校的第一学期,刚开学,就有家长给学校提意见:“咱也算一个小贵族学校,价格也挺高,怎么搞了一帮农民工的孩子进来了?”
 
而对青云班的孩子们来说,国际学校的各种对比更是无处不在,“那时我们班所有人都很穷,把我们放到一起,就显得整个班都很穷。”徐博回忆道。

但同样是在这里,这群孩子也一点点地融入国际学校的生活。徐博加入了校橄榄球队和帆船队——这都被视为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才会参与的运动。

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国念大学。他们从高一就开始同步学美国高中的课程,高二考托福,准备去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挑选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但到高中最后一年来临前,变动接连出现。
 
首先是他们得到通知,中止对美国大学的申请,一起去西澳大学读书。西澳大学的校长当时去了北京,对这班学生们的成绩满意,愿意给全班学生奖学金。为了让全班学生都能出国,项目方认为集体去西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学生们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学将给他们提供能够抵扣学费的全额奖学金,青云计划给他们提供的贷款足够他们支付房租。但学生们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费需要家庭支付,或是自己打工挣钱。按照估算,这笔钱每年大概在人民币五万元左右。

而这每年五万块的生活费,难倒了一半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学,都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去澳洲。有人回老家上了专科,有的上了技校,有的直接工作,还有人从高一重读,考了一次或两次高考,上了大学。

李小溪也是放弃澳洲的学生之一。她是这个班级的班长,从小就是全班最聪明、最被老师看好的孩子之一。但她家里不是能不能拿出一年五万块生活费的问题,而是连一张去澳洲的机票都承担不起。她就这样离开,回了江苏老家,最后考上了北京一所211大学,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回轨道。
 

小学时,全班一起庆祝徐博的生日。面对镜头的就是徐博和李小溪。

谈及结果,一位十年来一直服务青云班孩子的工作人员叹息道:他们当时是怀着改造孩子们人生的心理,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但在漫长的过程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曾经被视为贫民版八中少儿班的天才班级,没有完成预期的目标。

对此,徐博却说,“从外界看,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教育案例。但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向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正在澳洲上学的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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