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设想一下，战后的德国从来没有做到与邻国修好；尽管德国为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做出了许多忏悔，但仍然被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排除在外；德国甚至也被北约(NATO)排除在外，因为它被永久性地剥夺了加入防务联盟的权利。 　



　　除了以上所有假设之外，请再设想一下：你的经济正在衰退，一个势力强大且不民主的邻国正在提高军费开支，还谴责你是一个好斗的军国主义国家，而这个国家以及其他邻国正在夺取你的部分领土。

　　如果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就请到日本看看吧。

　　把日本与我的国家做比较，对于日本政府新近向邻国发出的攻击性的语调而言，肯定是一种充满同情心的解读。我在日本与许多日本官员交谈之后，很难不产生同情。他们都说自己只有一个愿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70年之际，能够像德国一样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正常？这样的想法乍看上去很谦卑，也很可以理解。但“正常”是一个棘手的概念，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正常”的，即使是枯燥乏味的德国。而且在这样的欲望产生的时候，成为正常国家（包括启动军事化进程的权利）可能会在东亚局势的主要角色之间，造成不断加剧的互不信任。

　　通过与日本官员和观察家的对话，我开始相信，尽管两国间存在许多差异，但德国的经验与日本当前处境之间的相似之处颇有参考意义——毕竟正常化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努力赢得的。

　　当然，德国和日本在战后之所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线是有充分理由的。日本在面对过去时，的确遇到了更大的问题：东京的一位外交官员对我坦诚地说，日本公众感受到了“道歉疲劳”，而多数德国人即使有这种感觉，也不会承认。

　　这在部分上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作为一个不民主的邻国，从来不是真的有兴趣达成和解，恰恰相反，中国会利用日本过去的罪责——南京大屠杀、广泛奴役“慰安妇”的行径——在国内搅动新民族主义情绪。

　　而且还有地理上的简单事实：日本是一个岛国，而德国领土与九个国家接壤。没办法像从科隆坐火车到巴黎一样，从东京抵达首尔。

　　缺乏文化互动也是一个问题：太平洋地区一直没有任何类似于伊拉斯谟(Erasmus)学生交流项目的现实社交网络。

　　然而恰恰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想取得长期的和平，总有人需要先行一步推动地区和解。而且没有人比日本更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

　　与德国的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方面具有参考意义。没有人期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像德国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Ghetto Uprising Memorial)前所做的那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下跪谢罪。然而正如德国在直面历史的过程中（也就是著名的“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所学到的那样，有力的象征有时比事实更有帮助。

　　虽然一些日本学者的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中国宣传部门夸大了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但要想化解事件产生的影响，最容易的方式却是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永久地承认罪责。德国作为一个正式且相当正常的成员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坚定地铭记着纳粹的暴行。

　　来自德国的另一个经验是：要克制住谴责别人的诱惑，即使你看到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我曾问一位日本官员，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回应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提出的，仿照法国和德国的模式，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编写历史课本的建议，这位官员回答道，东京方面“没有收到韩国政府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提议”。如果德国政府等待法国或波兰提出达成和解的书面邀请，我这一代德国人可能仍然会相信，我们的周边国家世世代代都是敌人。

　　实现和解既需要勇敢，又需要慷慨，而且必须要有这样的愿望。如果没有和解，一个国家通往“正常化”的道路一定会遇到障碍——而“正常”的最佳定义或许就是赢得并享有邻国的信任。和解是值得的，新的正常国家地位就是和解的回报。

　　相反的，制造问题、归咎他人是欧洲在1914年发生的事。一百年后，东亚地区真的愿意不知不觉地走上同一条道路吗？日本比它的任何邻国都更有责任对邻国做出姿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国家，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在局势变得紧张时，保持冷静。

　　作者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是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时政编辑。　　翻译：王童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