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3年的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国宴上，美国女演员麦克琳（Shirley MacLaine）对邓谈起几年前访华之行。她说，一个中国科学家告诉她，很感激毛泽东把他从校园送到农场，像数十万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干农活。邓小平回答说，“他在说谎”。

今年5月16日，是毛泽发动文革50周年。文革10年间，中国农村有2亿人营养不良。由于经济崩溃，2,000万人被打发到农村。150万人被处决或被迫自杀。所谓外国的精神污染，不论是真的还是臆想的，往往成为受批判的原因。图书馆的外国作品被销毁，英国代办处遭到火烧。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架出来当众批斗。

检视文革的遗产，最难办的是不可能把文革对中国人灵魂的摧残精细地量化。文革仍然不是能公开辩论，或者至少说不容易公开辩论的问题。中共严格限制讨论文革10年，害怕导致全面重新评价毛的遗产和中共的历史地位。今年3月，官方《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抨击“一小撮人”企图通过曲解文革，制造全面混乱。社论提醒人们，讨论不得背离中共的决定或立场。

近些年来，一些个人试图审视历史及其自身的角色。2014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校友，对1966年8月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惨案，向当年的老师道歉。但这种姿态是罕见的。今年初，原在北京，现居香港的出版商鲍仆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但你不能把每件事都归咎毛泽东。他是应当为文革负责，他是总的策划者，但文革达到整个社会毁灭的程度，整整一代人都应当反思。

毛泽东当年号召人民“炮打司令部”，鼓动群众攻击党。习近平则是收紧控制，企图巩固党，加强自己的权力。他使自己成为核心，重组了最高领导层。他窒息自由思想，严控媒体。近几个月来，中国安全机构甚至首次从泰国、缅甸、香港绑架反对者。但今天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和毛在世时几乎完全没有可比性，习近平的问题根源在自身。

上个月中国举办“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贴出一张名为“危险的爱”的漫画海报，警告女公务员小心与外国人约会的风险，因为他们可能是间谍。四月，中国通过法令，严控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授权中国警察监控基金会、慈善团体和组织等。这些外国非政府组织中，有的已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

文革发动50年后，中国再度产生与外国影响自我隔离的冲动。值得考虑的是，代价可能比我们现时感到的高得多。今年秋天，哈佛大学出版社将出版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杰维兹（Julian Gewirtz）的一本新书，讲述中国知识分子和领导人在文革结束时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如何寻求外国经济学者帮助重建面临崩溃的中国经济。

在1976年至1993年间，西方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的交流、会议、合作中，并没有企图改变中国，而是帮助中国自身改变。他们对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强权，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杰维兹指出，这段历史不容遗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可能不稳的时刻，恢复和西方公开合作关系，而不是走向知识孤立和国际不信任，是避免灾祸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