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亚投行是演变国际秩序的一环(图源:VCG)
中国的飞速发展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这让美国担忧未来的自由国际秩序会有何改变。虽然中国并没有采取武力侵犯或排斥性经济政策,然而,它在必要的情况下正在逐步缓慢地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演变。
美国《国家利益》4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如何看待国际秩序》(How China Sees World
Order)的文章称,二战后,美国为主的国际秩序维持了大国间的长达70年的和平状态,也促进了全球繁荣发展。但现在这个秩序受到了挑战。
美国希望北京能够接纳现有国际秩序,并给予支持。美国害怕中国会暗中破坏这些秩序,建立一个替代品并将美国逐出。这篇文章由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主席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员胡珀 (Mira
Rapp-Hooper)撰写。
文章称,希冀与恐惧并存,从布什政府期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到奥巴马希望中国成为“承担国际秩序的伙伴”,美国领导人一直呼吁中国加入当前秩序。
“国际秩序”含义很广,包括像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防核扩散条约等协议协定。中国在其中的参与度很高,并从中获益匪浅。但在接受一部分的同时也会拒绝一部分,并且改写一部分。所以中国究竟是否打算遵循现有秩序很难说,或者说很难概括中国渴望成为什么类型的大国。
中国广泛参与到在许多国际机构中,寻求在制定新型国际机制中起到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中国通过创立地区性新兴经济体系来寻求更大的代表性和对全球体系的修正。当涉及到靠近边境的安全问题时,中国更倾向于拒绝现有制度。
中国是否将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其实就是指1945年后,在美国领导下产生的一系列组织机构、体系规则的集合。中国是许多重要国际机构的创始成员,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但其他组织中国没有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只是在2001年。目前它已经是G20成员国,但不属于G7。除此之外,中国参与许多地区组织,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东亚峰会。
在多边条约方面,中国的参与历史很复杂。1968年的防核扩散条约将中国列入五大有核国家,但中国直到1992年才承认该条约。中国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谈判中表现活跃,但也是在1996年才承认该协定。毫无意外的是,随着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对于某一标准的支持也会产生变化。
美国对于国际制度及规范的设计、扩充和执行非常严格,不过中国也帮助建立了许多规定,在修订国际标准中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在变化。中国并不孤立于这个体系,中国外长王毅还曾在2015年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
中国在联合国曾经是个相当中立的国家,经常放弃投票。但这种被动的局面有了改变,中国把向联合国捐赠的经费增加三倍,部署维和部队,在安理会中也表现得更加坚定。
随着中国的崛起,它意识到核扩散与国家利益相悖,因此对于防止核扩散也有了行动。中国支持P5+1谈判,并同意联合国对朝鲜核导弹计划的制裁。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也展现了其领导力。可以看出,愈加强大的中国对现有成形的国际秩序不会只是简单地抗拒,而是积极地以实现中国利益为目标对其进行强化和塑造。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赢得繁荣,同时试图将其从美国主导转变为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角色鲜明,同时还积极建设区域性贸易。中国寻求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制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在金融方面,中国绕过世界银行,双边地给发展中国家贷款,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理政情况和透明度。中国建立亚投行,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新开发银行,支持新兴经济体。这两个机构都可能替代世界银行和亚开行。
北京还试图将人民币国际化,并且在2015年底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使得人民币同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一样“入篮”,甚至将改变国际货币制度。总之,中国追随全球经济秩序,但又试图从内部改善其规则,从外部寻求替代品。
在周边区域,北京通常会减少外界影响并确保自身利益,有时不惜打破现存规则。2001年,中国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目标在于使中亚非军事化。在明确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同时,人们认为它还有限制美国在中亚影响力的目的。2014年的亚信会议(CICA)上,习近平呼吁亚洲的安全应由亚洲自己维系。这被看作是对美国区域安全体系的抨击,也显示了现存体系会被取代的可能性。
国际秩序改变中的中美关系走向
基于美国的利益,现有的国际秩序值得保留和延续。那么美国会怎么做?
首先,北京在亚洲范围内会采取与国际体系和规则不尽相同的做法,但在全球范围内则不会。越靠近则越会抗拒现有规则。同时,在亚洲内部,中国也更倾向于寻找现有秩序的替代品,比如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美国应懂得,基于利益,中国会反对区域规则,同时支持全球性规则。
其次,中国多数时候不是要完全更换现有制度,而是做出重新解读。因此,美国只需利用盟友的力量加固现有规则,并强调北京的反对会限制他们的影响力。
第三,中国建立现有机构的替代品,但美国不应采取反对态度。比如亚投行,美国应该致力于促进它的透明度并提高借贷标准。同样,“一带一路”的实施会在中亚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这其实与美国的利益一致。
第四,在尚未有明确规定制定的领域,比如网络安全和外太空,中美必然将进行激烈竞争。
文章建议,美国总统候选人及其顾问应当为支撑现存世界秩序献计献策,或者在必要时对其进行重塑,使其能够继续维持另一个70年。有效而持久的美国领导地位需要决策者们接受与中国关系的新常态。中国将会在一些领域给予合作,在另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下一届美国政府应当与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合作,塑造北京主导的新兴经济组织,同时在网络安全和南海问题上保持强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