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针对日本使用的武器，我们打算从7月底至8月10日之间使用」。这也就是说，杜鲁门已经把对日本投放原子弹的时间基本定了下来，而且这个时间，并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和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史达林(Stalinism)。

　　史达林曾表态，苏联将在8月15日参加对日作战。在杜鲁门看来，如果一旦苏联出兵击败日本，那么战后，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大。于是，杜鲁门决定，要在苏联没有介入的情况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主张分割远东地区的领土，而原子弹使杜鲁门看到了美国单方面结束这场战争的希望。

　　7月底，杜鲁门收到了一封密电，里面写到：「根据『病患』的各项准备情况和大气条件，或许，从8月1日开始，随时都可以对它实施『手术』。」「病患」、「手术」这几个词，在外人看来或许一头雾水，但杜鲁门却清楚，这里指的正是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在随后的会议中，杜鲁门、邱吉尔、蒋介石共同签署了盟军的最后宣言，史达林领导的苏联，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起草档案。

　　很快的，遭到背叛的史达林，通过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间谍，得知原子弹已经研制成功。于是，他加快了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企图首先佔领日本，冷战就在波茨坦翻开了新的篇章。然而，就在投弹计画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在此之前，科学家们一再为该不该使用核武器对抗日本而争论不休，政治家、军事家也在权衡利弊，杜鲁门都没有为之所动，可这一次，这个人的一番话，却让本来下定决心的杜鲁门犹豫了。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的顾问约翰·麦克洛伊，他既不贊成科学家们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意见，也不支援军事家们积极投入核武器的使用，他认为，督促日本投降，可以用一种双赢的方法。

　　约翰建议杜鲁门给日本天皇或者首相铃木写一封信，一面阐明具体的投降条件，也就是如果日本投降的话，那就可以在立宪的基础上，保留天皇体制；另一方面，也在信中说明如果日本不接受投降，那么美国就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表面来看，约翰的这个提议是给了日本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实际上，是为美国实施原子弹，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藉口。

　　如果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和警告，日本能够接受，那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日本不接受，那么美国使用原子弹也不会再被别人说成不人道。杜鲁门听了这个建议之后，当下决定这么办。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公告》(the potsdam proclamation)，这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向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出的一份督促投降书。

　　当时，美军已经成功破译了日军密电码，从而破解了日本军事和外交电报，他们知道，对日本而言，无条件投降是对天皇的大不敬，于是美国决定，修改《波茨坦公告》。最终，这份被软化了的公告中，暗示了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从开始的无条件投降，改为由日本政府宣佈日军投降。

　　这种退一步的做法，无疑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同时也是杜鲁门给日本人的最后一个机会。但是，面对这个机会，日本人竟然犹豫了。以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能够保留天皇制，那是再好不过了，应该马上投降。不过这个时候，日本的情报机关却提议，他们已经向苏联请求出来斡旋，现在他们正在等待苏联的答覆，所以大家先不要急着投降。

　　可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让苏联出来斡旋呢？1941年，日苏两国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有效期到1946年4月25日，这个时候，条约的有效期还没到。然而，在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说，在雅尔达会议上，苏联已经承诺，在纳粹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宣战。面对这个承诺，日本却一直坚信，苏联不会出尔反尔。

　　正是因为日本对苏联还抱有很大的期望，日本外务省才始终坚持，在没有弄清苏联的真正意图前，不能轻易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且对外不发表任何意见，统一都使用「不予置评」来回覆。既然有支持投降的，有坚持等待的，那一定也有坚决不投降的，以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为代表的日本陆军、海军，态度都十分强硬。

　　他们认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威胁，为什么不能发表意见？他们不但要发表意见，还要强调坚决不投降，一定要在日本本土上决一死战。就这样，迫于军方的压力，铃木首相把外务省选择的「不予置评」，这一敷衍外界的词汇改成了「不予理睬」，以此来表示对美国的无视。另外，在日本官方通讯社发表演说时，铃木首相态度坚决的表示拒绝，正是这次斩钉截铁的拒绝，才坚定了杜鲁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