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9月3日即将举行的首次抗战阅兵仅有不足一个月，出席此次活动的外国首脑名单却迟迟未能确定。不仅法国驻华大使馆透露，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无法出席此次阅兵式。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尚未决定由谁出席。德国方面传来消息，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将代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出席。美国负责亚太地区公共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亦透露，“9月3日前后正值美国的劳动节。在这种时节，美国总统通常会待在国内”，暗示奥巴马出席北京抗战阅兵存在困难。更为重要的或许还是，捷克总统新闻秘书近日表态，捷克总统泽曼已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时强调“总统愿意去中国参加庆祝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不得不拒绝欧盟协调一致的立场”，暗暗透露欧盟正在“集体抵制”北京抗战阅兵之意。
如果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问题上，欧洲集体“反水”美国，曾让国际舆论大呼震惊。那么，如今有关于9月3日是否赴华参加抗战阅兵，欧洲集体陷入沉默，则让外界着实有些参悟不透。仪式性、纪念性质的阅兵，显然不比可能重新开始制定“国际规则”的亚投行给西方带来更大冲击。但现实是，不仅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集体“反水”的欧洲当前已陷入了集体沉默，在高调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西方战场胜利70周年之际，对于东方战场的首次庆祝活动并未表露出太大兴趣。究竟是何原因让美欧皆对中国的这样一场活动犹犹豫豫甚至避之不及？
现实之困
对北京来说，9月3日的阅兵式不仅是中共尝彰显自身法统意义上正统地位的活动，亦是中国借二战纪念强调自身国际话语权的一次尝试。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公关准备，尤其是在欧洲方面，这样一种努力显得尤为突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每每访欧都会将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中华民族的作用作为重点议题。无论是2014年习近平访欧谈二战启示，还是今年7月李克强访欧在推经济议题不忘提及抗战纪念，乃至于习近平派遣特使孟建柱访问英国时，谈及二战纪念的相关事宜。一系列动作背后，中国领导层的用意不言而喻。
当然，深谙欧洲的务实主义中国，以言辞做动员的同时，在将经贸大单作为敲门砖上也毫不手软。主抓经济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后已七次访欧，所到之处无不掀起经贸合作热潮。作为一种回应，英法等国不仅数次提高对中国总理的接待规格，对中国资本敞开绿灯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鉴于中欧的这种关系，欧洲领导人出席中国阅兵似乎只是“顺水人情”，但从现实来看北京借着庆祝二战搭台唱戏确认自身地位的尝试，却显然没有马上得到西方世界的响应。当这种诉求已从经济联系上升到了政治正确层面。北京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已开始通过亚投行这种“世界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渗透全球之际，其在类似的领域中仍需再努把力。
自1975年5月6日，中国与当时仅有9个成员国的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今，中欧关系历时已40年。尽管中国历来有云：“四十不惑”，但中欧关系当中却依旧有诸多疑惑难解，“只言商，莫谈政”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于经济方面合作成绩卓然，中欧在政治层面互动的短板近来越发凸现。素来与华无根本利益冲突的欧洲，与北京屡屡激烈交锋，其中尤以西藏、达赖喇嘛问题最为凸显。2007年至2012年间，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Nicolas Sarközy）以及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内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及政客频频会晤达赖喇嘛，往往触及中欧关系的痛处。在这一过程当中，“以经促政”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今天面对的欧洲尽管是一块与自己没有本质战略利益冲突的大陆，不过却也不能忽视了欧洲所具有的浓重理想色彩，正是其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欧洲难与中国全方位同步，以及分歧益显。不同于老一代欧洲领导人登上政坛恰值冷战时期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战略蜜月期，当前一代欧洲领导人初登上政坛大致为冷战结束后，眼见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崩颓，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席卷整个西方，中欧原先被掩盖的文化思维的差异越发突显出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欧洲领导人，大都对华持有矛盾的态度，使其更愿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一方面，钦羡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希望借力于此，而在另外一方面，又因难懂中国缘何在西藏、南海、历史等问题上一直持强硬立场，始终持疑。而这样一种理解与互信上存在的短板，已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当前欧洲对于是否参加中国抗战阅兵的态度。
此外，除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和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确认出席中国将在北京举行的抗战纪念活动，并将派出军队参加阅兵式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独联体（CIS）成员国首脑皆表明了出席意愿，巴基斯坦、柬埔寨（皇室）等或也将出席阅兵式。相比较今年5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北京的这样一场阅兵似乎只是一个扩大版的红场阅兵，这也让欧洲各国迟迟不肯作出决定赴华决定。战后意识形态对抗长期盘踞欧洲大陆的心理阴影一直无法褪去，欧洲则竭力避免陷入另外一场冷战危机。
有西方“新生代中国通”之称的牛津大学教授米特（Rana Mitter）所撰写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自2013年9月上市以来，曾连续数月雄踞亚马逊“历史•中国”畅销图书的榜首。尽管众多名人及知名媒体都为其折服，此书更得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撰文力荐，不过其显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一直以来对于二战东方战场的固有印象。而中国在此次阅兵前夕所进行的一系列内外宣传，竭力将此次抗战阅兵推向国际化，并凸显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这样一种努力至少在欧洲方面起到的作用亦甚小。而这足以引发北京以及西方的反思，如何在密切各方经贸关系的同时，从增进理解、加强战略互信上来为彼此彻底解套。
割裂的东西方战场
借抗战70周年的热度，一部名为《东方战场》的电视剧也将于8月26日登上中国银幕。尽管在前期的宣传中，这样一部剧作被许站在国际视角，不但看到了东方战场，也看到了西方战场，试图给外界展示一幅全景式的反法西斯战争画卷，但东西方之于这场战争认知的差异，显然无法如此这般简单就能够填补。
名义上中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国、四强之一，中国更自诩撑起东方主战场，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但在承认二战拥有两个策源地（欧洲是德国，亚洲为日本）的同时，或许也不应无视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具有两个起点、两大主要战场，乃至于两个不同的胜利结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曾波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80多个国家，20多亿人口，东西方战场固然同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二者的明显差别或已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遗忘的反法西斯盟友”。
早于西方史学界认定的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东方战场的真正起点。另外，如果再观被许为二战欧洲战场最重要转折点的，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登陆战役——诺曼底登陆当中，参与盟军虽有17.6万人之众，但较之5.75万名美军和75,215名英国及加拿大军队的官兵，中国士兵不过寥寥二十余名。而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并未得到太多外国支持，几乎是在独自面对日本强大的威胁。抗战全面爆发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求外国援助，只得到苏联的积极回应，其他大国则保持沉默。英国为了不刺激日本，加入了对中国的封锁，而美国则依然在孤立主义的政策上自我陶醉。值得一提的还有纳粹德国的对当时中国援助，1928年以后德国军事顾问不仅曾以个人身份受聘于中国，抗战初德国甚至一直对日本侵华政策持反对态度，并成为中国的重要军火提供国，反法西斯东西战场自一开始便有着明显的不同。且在相当程度上，即便中国战后得以成为联合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这与美国政府一再坚持，并希望中国成为东方制衡苏联的桥头堡密不可分，中国在二战当中作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西方所理解，仍待估量。
且除了历史认知的不同外，与欧洲单纯的纪念日相比较，中国这次主场阅兵其下是否隐藏某些“私人目的”或许更令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所担忧。不同于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俄罗斯与中国都选择将阅兵作为这样一次纪念的重中之重。大型徒步方阵、气势雄浑的坦克装甲车队列、先进武器方阵……包括这些元素的国家阅兵仪式在今天的欧洲乃至于美国都确实难以见到了。之于战争纪念，西方往往以关闭娱乐场所、向纪念碑献花、长鸣警钟、画展、慰问老兵等方式进行。一个经典场景便是，2004年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数百名二战老兵以重演历史的方式，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出发，横跨英吉利海峡，抵达诺曼底海岸。多架战斗机在空中飞行“护航”，从空中撒下100万朵罂粟花，将海面铺成红色。诚然，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已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活动，但对于纪念二战胜利日的“东方舞台”所上演的盛大阅兵式，欧洲显然仍无法在第一时间就能一下子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