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些人，在还没有做父亲之前，就敢于对“怎样做父亲”发言。比如鲁迅。
1919年10月，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年，鲁迅三十八岁，但是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儿子要十年后，方会在上海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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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
“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
“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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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篇文章，代表了五四诸贤的观点：爱护儿童，尊重儿童的特殊性，保护他们不受自然与社会的伤害。这里面有些话当然是不易的真理，比如父母于子女，“愿他生存”，“愿他比自己更好”。我们自己在电梯里碰到陌生人，除非对方是老外，不然一般都是眼光看着脚尖，或掏出化妆镜或手机，总之很尴尬地盼着赶紧到站走散。但如果其中一人携了孩子，似乎自然就会教他/她打招呼，喊叔叔喊阿姨，旁人也就配合地逗一逗孩子。说明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态度更友善，什么样的相处更和谐，只是自己做不到，却希望孩子能做得更好。
有意思的是，五四诸贤发起新文化运动时，大都还没有子女。他们主张“儿童的发现”，主要来自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观念，自觉真理在手，虽无实践经验，说话的时候也能斩钉截铁，第一第二第三。也是在191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出生，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里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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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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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很让人耳目一新的话，完全打破主流社会亲子关系“施-报”的模式。我自己在辣子出生后，也在博客上抄过这首诗，但抄写时心中滋味，并不像五四诸贤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多少有些迷茫，也有一点儿恐慌。
五四诸贤对传统父子关系的批判，就是鲁迅所说“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传统中国对亲子关系的定位，经常显得强横且偏执。有句话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当然父对子的义务也是一管到底，只要没有分家，学业、工作、嫁娶、日用，都是父亲包办。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其实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好处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坏处也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
比如朱自清的名文《背影》，写于1925年，记叙的是1917冬在浦口与父亲分手的情景。这一年朱自清虚岁二十，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考入哲学系。朱自清父亲朱鸿钧四十八岁。
从《背影》的叙述中，也可以从中窥见父子两代的理念冲突。按说十九二十岁的儿子，“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但父亲无法陪伴则已，一旦在侧，事事都不放心：本来说好让熟识茶房送站，也已“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还是不放心，自己要去。到了车站，儿子买票，父亲照看行李，又忙着跟脚夫讲价钱，上车了，帮儿子拣定座位，嘱咐完儿子又嘱托茶房。然后，就是著名的“买橘子”场景——虽然是父亲坚持这样做，但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车上，中年肥胖的父亲穿着厚厚棉袍与大褂，“跳下去又爬上去”地穿过铁道又穿回来。这幅图景，实在也让人有些不舒服。舐犊之情固然动人，无理由的事事包办，受者未必真能坦然欣然。
朱自清写《背影》时，已经八年过去了。中间父子失和，睽违经年。回忆前事，字里行间满满都是歉疚与感恩。但若是往日重来，年少气盛的儿子是否就能意识到自己“聪明过分”，不笑父亲“迂腐”呢?未必。有了时间的间隔，叙事的过滤，“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的，又何尝只是父亲这一方?
上次写完《重建被养娃毁掉的三观》后，读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书中提到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李泽厚解道，这是因为父子之间倘以理念上的“善”互相要求，则容易破坏家庭间的和谐关系。儒家文化强调纲常，讲“父父子子”，也不能完全视为只要求子一方尽义务，“亲亲相隐”便是双方之间的情感优先考虑。所以“虎毒不食儿”是普遍现象，“大义灭亲”倒往往来自子一代，比如《归来》中的女儿举报逃犯父亲，又或是前些年新闻里的女儿举报父亲包二奶。“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那么，为了一些“好名词”，如理想、事业、爱情、自由，是否就该牺牲掉父子之间来之不易的感情?
以此返观五四诸贤的亲子观念，也就看出过犹不及的偏颇之处。胡适与鲁迅，主张的都是绝无回报要求的无私的爱，理由是后代延续了生命，就已经完成了养育的目的，所以要求子女“孝”只是一种利己思想，要不得。这种思潮从东汉孔融的父母无恩说，一直到五四时期施存统的《非孝》，也是余韵不绝的“传统”，只不过并非主流。在批评者如汪长禄等看来，他们是在主张儿子们“白吃不回账”，也不是道理。
问题是，无论传统中国或现代社会，父子之间的天伦之情，并不是能够一二三四算得清清爽爽的，因此也就很难要求一方只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至少是情感上的回报)。无私奉献，劳而无怨，是圣贤的境界，以之要求普通人，则未免太过苛求。
鲁迅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海婴，他还能不能坚持自己十年前的理念?有些是做到了的，如“无恩”，他在1931年儿子一岁半时致信友人，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举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既已生之，必须育之，这就是胡适所说“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虽然说来无奈，“养你教你”却不是苟且敷衍的事。鲁迅对海婴，跟时下无数父母一样，对于孩子的愿望总是尽力满足，比如玩具，比如不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比如不介意他弄乱自己的书桌，海婴批评“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也不以为忤。在鲁迅看来，或许是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老来得子的溺爱罢了。这样说的人有之，这样想的人怕更多，以致鲁迅要专门写一首《答客诮》，为自己爱子之情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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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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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有意思了。在其时社会主流观念里，为儿子包办一切是父亲的职责，但太亲近儿子，顺从儿子，又容易丧失父亲的权威与尊严。为儿子放弃自己的时间与事业，更谈不上明智。鲁迅在这一点上，虽无直接的文章论述，所思当异于常人。
我们应该记得《朝花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1925)。明媚的早晨，定好的大船泊在埠头，六十多里水路外，盛大无匹的东关五猖会在向人招手，少年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就在这个时候，严厉的父亲出现了。他让鲁迅去拿平时读的《鉴略》，教鲁迅读了二三十行：“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然后是：“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少年鲁迅“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当他终于背出了这二三十行书，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欢喜无限，抱着他一起开始了这场梦想已久的旅程。
只是少年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三十多年后写《五猖会》，鲁迅还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以鲁迅自定三原则，背书这事，“理解”“解放”是谈不上，说是“指导”，却是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以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方式。
我们可以给鲁迅父亲的这一举动找出很多理由，比如适时地显示父亲的权威。中国有个故典叫“庭训”，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院走过时，孔子叫住他训了一番话。所以“庭训”特指父亲对儿女的教诲。我少时看到这一段，也曾恶毒地想，万一孔鲤是急着上厕所呢?长大后才懂得，如果儿子真是急着上厕所，父亲规训的效果会更好。现代血汗工厂往往由工头控制员工的大小便时间(从《包身工》到富士康都一样)，是建立威权化管理的有效方式。
如果应用高大上的教育心理学，也能找到依据：这不就是育儿专家们常说的“延迟满足”吗?不要让孩子觉得可以轻易得到什么，而是要想方设法推迟他的满足。编剧六六就很喜欢这种搞法，伊给儿子的“庭训”是“比尔盖茨也有钱，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买”之类。
但我们衡之以“父子之间不责善”，就会觉得这是以效果飘渺难言的压制行为，来无端造成父子之间感情的破坏。父亲的权威，未免近于滥用。
所以成年后的鲁迅将《鉴略》内容与五猖盛会一齐忘怀，就只记得这件事对少儿内心愉悦的打击与减损，记得这种无来由的管束造成的伤害。他后来曾说，人应该从小备一个本子，上面记下自己的种种欲望。等到成人父母，遇孩子哭闹，比如想去公园玩耍，呵斥之前，翻开本子，看到一条“我想去公园玩”，或许就可以理解孩子的心情。
所以即使在五四一辈人里，鲁迅对孩子的关顾与放任，也不多见。民国时父子关系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张，但孩子去干扰父亲的工作(那既是养家糊口之源，也是经国致世之事)，也是不太被允许的。海婴要和鲁迅玩，鲁迅总是放下手头工作陪他玩，以致母亲许广平很为难，如去将海婴拉开，恐怕伤及父子天伦之乐，如果放手让爷儿俩玩，过后鲁迅也会笑着抱怨：又有一两个钟点被浪费了。
这已是不太符合传统父子角色定位的镜头。至于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回忆，鲁迅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更是至今也难以企及的先锋行为。
可惜鲁迅故世之时，海婴才不过七岁。我们看不到当海婴长大，脱离封闭的家庭教育环境之后，鲁迅先生会教儿子怎样应对青面獠牙的现实、无视道德的社会，以及惨淡经营的人生?当孩子进入叛逆期，试图摆脱父亲的影响，鲁迅又能否放下传统父亲的威权身份，给予儿子真正的理解与解放?
同路人胡适在1940年代之后，多次自承教子失败。大体说来，他面对的育子困境，也是鲁迅五四时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翻版：摧毁了旧的教育传统与教育理念，又用什么来代替之呢?事事包办的父亲，与放任不管的父亲，是两种极端，执两用中，怎样取得某种平衡?自由发展与溺爱放纵，严格要求与压抑天性，它们的界限又在哪里?教育理念与育儿实践，如何在生活中达成一致?
这些问题，读那些斩钉截铁的育儿书没用，追捧浮皮潦草的《爸爸去哪儿》更是扯淡，父亲节这一天，买礼物收礼物之余，每位父亲，也不妨好好问问自己的内心。
让我们来读一读鲁迅先生在20世纪初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吧。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薛；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一九一九年十月
【本文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