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央视离职后，在舆论场中一直沉寂的柴静昨日突然发声，以一部《穹顶之下》席卷公共舆论场。这段一个多小时的片子，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安全、温和、惠及所有人的话题——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应该怎么办？柴静以个人之力，完成这样一个片子，本来是一件好事，却激起了激烈的争论。



整个片子以个人演讲穿插背景视频的方式拍摄，突出了个人的形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观点与论述是个人化的，但在感知上却会给观者“个人化、情绪化”的印象，更容易从情绪上使原本不喜欢她的人去放大视频的缺点，进而批评视频所持的观点与态度。


有人批评柴静，把自己女儿患上良性肿瘤归咎于雾霾是不科学的，以此进行煽情更是丧失了客观性。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说，高龄与吸烟才更有可能是真正的原因。虽然根据已有的资料，这个解释比雾霾更具合理性。但是，并不能以此否认一个母亲因为女儿患病而更加关注环保的真诚，哪怕是仅仅因为自责。无论如何，她就此更加关注雾霾，并投入个人财力、精力去发掘事实，进而惠及社会。







（柴静的《穹顶之下》上线24小时之内，播放量达数千万，引起激烈的讨论。）


在之前的一则新闻中，柴静从美国返回中国后，开的是4.7升的SUV，在《穹顶之下》出来之后，有人以此批评柴柴静的高能耗生活方式，并进而认为她没有资格谈雾霾。虽然一个更低碳的柴静，无疑会增加片子的说服力，但在现实中，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


比如，一个人因为环保放弃了真皮包，转而购买一只人造革的包。但这件人造革的包却是奢侈品，其背后的设计、广告、包装、推广、宣传，都要消耗人力、电力、石油，这些都意味着碳的排放。所以，很可能比一只简单的真皮包更加不环保。再如，一个人可能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但他优越的上班环境却是一年四季保持冬天热得脱衣服，夏天冷得穿衣服。下班之后，他与同事去吃挪威空运过来三文鱼与法国进口的红酒。休假时，他与朋友坐着越洋飞机去南美度假，或者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虽然看似低碳，但背后的器材生产、生存保障却无一不需要能源来生产、运输，并产生碳排放。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碳排放之争，最终会变为贫富之争，富人再无资格谈环保，只有穷人、苦行僧才能免于碳排放量的攻击。


柴静所处的阶层，已经远高于一般中国人，其所处圈子的生活水平也远高于中国人。以碳排放作为攻击点，肯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如果一场关于环保、关于污染的话题，变为一场碳足迹之争、甚至变为一场贫富之争，那些更富有也更具话语权的人就被迫在污染问题上失声，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损失。实际上，合情合理的做法，不是每个人都当苦行僧，而是在原有的生活方式基础上，稍微地向环保靠近。用空调不必用手摇扇，只需调低空调；登山的不必改为跑步，只需收捡好自己的垃圾；开车大排量的不必转而骑自行车，只需不要狠狠地踩下油门。


有人将柴静的《穹顶之下》与崔永元的反转基因的纪录片相提并论。实际上，柴静采用的观点与论述，不管是北大相关专业的博士、中科院院士、加州的临床预防医学医生，还是卫生部部长、环保局局长与官员，他们要么是环保领域内的科学家，要么是正规的医疗机构人员，要么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威人士，都是可靠的、主流的信源。其给出的事实，也来自真实的现场数据采集或者权威机构与专家。与之相比，崔永元的观点不但与全球主流科学界相悖，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政府机构相悖。至于崔永元宣传的找到转基因的病原体，则更是科学界的大笑话，也与新闻的专业操作不符。


还有人以批评柴静无视中国的发展必然导致的环保问题，是想让中国去工业化，降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阻碍中国发展。


环保问题，的确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也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工业社会依靠煤炭、石油而生存。工业革命之后，即使那些曾经处于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比如英国，人们的平均寿命也远高于工业革命之前，更何况，生活水平与工业革命前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某种程度上，人们选择工业而忽视环保，是一种理性的麻木。


某种程度上，今日中国的种种环保困境，正是工业革命之初人们与污染关系的再现。


河北的钢厂，排放造假的柴油车背后，的确存在成本问题，而成本的变动，也的确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而影响经济，影响到每一个人。比如，柴油车增加排放控制装置，使用更高标准的柴油都会提高运输价格，进而影响物价，让每一个消费者为此承担成本。甚至，一些企业，如果达到排污标准，则会因为成本提高而丧失竞争力，导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些都是在现实中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污染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简单地说，在这个悲剧中，人人明知处于一个相互戕害的状态，却苦于制度限制，一盘散沙无法协同一致，共同行动，相互约束。而且，正如《穹顶之下》所揭示的中石化、发改委、标准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污染所带来的收益，被某些受益者不正当的拿走了，然后留下雾霾。


所以，当然可以讨论中国的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平衡在哪里，《穹顶之下》也并未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一味的以环保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去无视、否定雾霾中隐藏的不公与制度性弊端，却是片面的。


毋庸讳言，柴静的《穹顶之下》，肯定存在很多资料上、观点上、乃至裁剪方式、叙述方式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讨论，可批评。但是，越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或者以这些瑕疵为理由，直接去攻击柴静本人，做诛心之说却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无论如何，柴静以个人之力，把雾霾又一次带入公共视野，其中，烧柴油的大货车排放性能的全行业造假问题，更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也很有可能被极大的改善。


就要结束这篇文章时，生出一些感叹。当下的中国是复杂的，复杂的中国是由复杂的人组成，复杂的人在不同事件中有不同利益，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保持独立思路，依据事实与逻辑选择正确的立场，那么，就很可能在这一件事情上同意一个人，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却会反对他。这正是所谓的“站对，不站队”。遗憾的是，这样做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思维的惰性与情绪的偏见，使很多人针对一个人，比如柴静，或针对一个群体，比如公知与五毛，去选择立场，进而支持或反对这个人、这个群体的所有观点。不幸的是，这样的做法，却使中国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公共话题讨论变得更加糟糕，让情绪与偏见掩盖住了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