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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希望的共和国，为何才十几年就崩塌了？

　

作者：叶克飞
来源：欧洲价值（ID：ouzhoujia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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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游荡于魏玛郊区，一步步探寻这旧日德国文化中心的生活气息。时值晚冬，德国中部已不寒冷，一件抓绒外套配一件圆领T恤已经足够。我所经过的是一个寂静街区，窄窄的马路旁停满了车子，多是大众。路两旁是一栋栋红瓦斜顶的精致小楼，如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外墙粉刷一新，颜色互有搭配。
透过窗户，可以见到温暖灯光，温婉主妇正在桌前配餐，孩子在灯前读书，夫妻在窗台边拥吻……路旁树木还未见新芽，树枝却已密密麻麻遮蔽天空，春夏时想必会变成林荫道。
这里的黄昏太过安静，连过往车辆都似乎无声，我甚至会觉得那些窗户如同商店橱窗，里面的人与物都是不真实的。
但它分明是最真实的魏玛，在漫长历史中，魏玛这座小城被赋予了太多荣光。它不但是德国的文化中心，短暂复杂的魏玛共和国也因为《魏玛宪法》在此签署而得名。但它也饱经沧桑，城郊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留下了悲伤印记，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最丑恶的时刻。
在德国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是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存在时间不过十几年。在这短短时间里，它创造了太多荣光，在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女性权利、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都有极大发展。即使希特勒上台后，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流亡，却仍可将魏玛精神传遍世界，并影响至今。

虽然魏玛这座城市与魏玛共和国的关系，仅仅是宪法签署地，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确实承载着德国人的某种期望。
1775年，萨克森－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延揽年仅26岁的歌德担任大臣。歌德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32年去世，历时57年，其作品多在魏玛完成，包括巨作《浮士德》。
歌德是这个时代的魏玛文化轴心，具有强大号召力，许多友人被他吸引而来，包括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席勒。正是他们的交相辉映，成就了魏玛古典主义。
天才音乐家李斯特也曾在魏玛长居13年，担任萨克森公国的宫廷乐长，使魏玛成为当时欧洲的音乐中心。德国启蒙运动最著名的理论家赫尔德曾长居魏玛，音乐家巴赫客居魏玛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还有尼采，1900年在魏玛去世……
德国人对那个时代的魏玛古典主义推崇备至，认为那是动荡大时代的永恒，既以内敛方式表达力量，又兼容了法国大革命呼唤的自由、平等与博爱。
魏玛的下一个文化高潮发生在一战后。1919年，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建立包豪斯学校，开创现代建筑主义学派。1925年，包豪斯学校迁往临近的德绍，后者也成为当代建筑师心目中的圣地。但包豪斯校友没有忘记魏玛，常在魏玛建筑物上留下各种铭刻。

与包豪斯学校“同龄”的魏玛共和国，它先天不足，无法摆脱一战赔款重负，也刺激了德国人的心理，被民族仇恨遮蔽双眼，经济危机不断，社会矛盾重重，政治四分五裂，最终极端右翼崛起，民主共和国消亡。但它也承载着人们的某种希望：希望一战后的德国能痛定思痛，走向共和，希望人文主义和文学能够指引德国未来……它甚至十分理想化地要让德国变成“歌德式的国家”。
它没有实现理想。1933年，希特勒上台，此后的德国渐渐陷入战争的狂热与残酷中，终至万劫不复，魏玛当然亦未能幸免。更不幸的是，后来的它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沧桑与迷惘，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这里曾经是旧日德国的文化中心，甚至代表着德国文化近乎所有的积淀。但眼前这温馨场景，一栋栋民宅里的家居景象，似乎告诉我：旧日荣光的回归，也许是以一种极为平淡的方式，它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几乎让你无法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确实回来了。

霍斯特·穆勒的《魏玛德国》一书，以两位魏玛德国总统——艾伯特和兴登堡，还有施特雷泽曼等魏玛德国重要人物为线索，描摹魏玛德国时代的日常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在革命中宣告成立。成立伊始，魏玛共和国便笼罩在不祥的征兆之下。战败的经验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强硬条款为德国带来巨额负债，左翼及右翼极端思想、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共同蚕食着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信任。20世纪30年代初期，集体失望最终演化为绝望。传播虚假希望、承诺虚妄出路的极端纳粹思想蒙蔽了大多数德国人，最终导致魏玛德国瓦解。
谈及魏玛共和国，最不可绕过的是《魏玛宪法》。在20世纪20年代，《魏玛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它既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机制，又引入了直接民主选举与公投民主元素。就具体制度形式说，代议制民主体现为魏玛宪法的议会制度，直接民主要素体现在直选总统制，公投民主要素主要是指全民公投与复决程序。
宪法的意义不只是特定的措辞和施加的约束。与革命相仿，宪法的民主精神渗入了文化和社会，促成了魏玛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以及那些活跃的工人，都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更开放、更进步的新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促使他们进行创造，正是一战的灾难教训和魏玛的民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苦苦思索现代性的意义，思索现代性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有人曾坦言：“魏玛文化意味着创造一个更好的，有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
当然，《魏玛宪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完美实践，甚至因为自身矛盾推动了纳粹的上台。从好的一方面来说，比例代表制的议会保证了各个党派、各个社会群体的发言权，使民主的意涵首次以成文制度的形式得到实践，魏玛宪法中对社会福利的规定、对性别平等的保障，甚至为比例代表制可能带来的混乱都设计好了应对措施。但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使各个党派都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权利，意见呼声的不一致导致了议事进程的缓慢和办事效率的降低，虽然总统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能够对议会的决策作出较大影响，可是这也成为后期纳粹上台的一个致命武器。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沉重的战后赔款限制了德国的经济发展，恶性通胀几乎导致崩溃，被法国的强行肢解催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与此同时，凡尔赛和约并没有对作为战败方的德国进行直接的战犯处理，导致军国主义在德国依然存在，魏玛共和国政府也被迫与军事集团妥协，最终使得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
霍斯特·穆勒在《魏玛德国》中写道：
“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魏玛宪法和社会体系逐渐分崩离析。若非魏玛共和国国家和社会日益动荡与瓦解，纳粹是绝无机会的。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化、一极化以及政治化这些所有革命都必然具备的特征对纳粹主义也不例外。这一点同样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政治一极化以及借助卡尔·施密特的敌友选项将意识形态合法化演变为对不同意见者的身体毁灭，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便已存在的政治氛围，而纳粹党则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极度加剧了这一氛围。”
当然，纳粹上台还有深层次原因，这需要追溯到德国的过往。有人曾写道：
“深层次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与同样深层次的对民族权力政治的过分崇拜，依旧是魏玛时代德国社会政治心理的两个极端，这是充满悖论的现象。很多德国人既不认同古典自由-民主的价值，但对民族权力政治地位非常狂热。此一悖论解释了何以共和国的大部分普通人对共和公民身份没有多深的理解和多大兴趣，但任何民族主义议题都可以引起他们的极大非理性愤怒。当共和国为巩固民主政体政治权威的努力未被民众自愿接受时，不仅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更加虚弱，而且还导致共和国要为自己的帝国父亲的罪过负全部责任，所谓一切荣耀属于帝国，一切罪过属于共和国。”
这段话很好诠释了德国的内在，从民间到议会和政府，都很容易陷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化。这是因为19世纪以来，德国的法治体系始终漠视个人自由，而是深陷于反自由的泥潭。疏离政党、一心为国的总统艾伯特去世，与之恰恰相反的兴登堡接任，让魏玛共和国彻底失去未来。
不过，即使是魏玛共和国的沦落，也是一笔值得珍视的遗产，因为魏玛是体现民主之脆弱性的范例，它始终是一个警示：民主制度和相关人士屡遭无情甚至恶意攻击之时，会发生什么？当政治成为谋求极权统治的战场之际，会发生什么？当某些群体遭受强烈谴责并被边缘化时，会发生什么？当传统保守派与激进种族主义右翼交换利益，给予这些右翼势力靠自身永远无法取得的合法性时，又会发生什么？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的文明成就（包括民主制度、文化创新和社会改革等），都被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所憎恶时，会发生什么？


书名：《魏玛德国：从共和到纳粹》

作者：[德] 霍斯特·穆勒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译者：孙瑜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定价：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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