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几天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就是“稳字当头”，同时，新华社的报道中，也用了一连串的“稳”字来强调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可以看到，中共担心经济“不稳”的压力加大，那么，在求稳心切的状况下，中共能实现经济软着陆吗？而且，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多个因素中，人口的巨大危机，甚至会上升到国家危机，“一代户”已经成了中国目前家庭户的主流，那么，中共目前的应对办法能真正有效吗？
中国稳增长“压力山大”如何实现经济软着陆？
中共在12月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总结说，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不过，这样的高调总结，也掩盖不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困境。就像有评论所说的，2020年和即将过去的2021年，都是中共全面走下坡路的流年，如果非要说“里程碑”，这两年倒可以说是中共快速衰败的“里程碑”。
另外，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发布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中提到，考虑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在5.3%左右。
蓝皮书还建议，明年GDP的增长目标设定在5%以上，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设在3%左右，并且提到明年的财政收入压力仍大，预计财政收入增长率将从今年的10.9%下降到明年的6%，并提到地方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同时，蓝皮书预计中国2022年的物价总体温和上涨。
目前，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共正在试图打出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但《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共领导人，一方面试图扭转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势头，但是同时，又受到了减少债务、还有遏制投机行为等政策的限制，不想放弃在源头上造成经济疲软的政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会考验中共政府引导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能力。
不过，即便是中共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实现经济软着陆，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因为中国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危机，才是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真正挑战。
巨大的人口危机 正在向中国袭来
根据21经济网的报道，在中国，“三口之家”已经不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中国的家庭模式，在过去10年中，又进一步转换到了独居，或者是夫妻二人为主的模式。
人口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二代户”的比重高达47.83%，但是在2020年，却缩水到了36.72%。相反，“一代户”的比重，却大幅上升了15.33个百分点，达到49.5%，成为了家庭的主流模式。这一增一减的背后，是中国家庭模式的大转换。
所谓“二代户”，就是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一代户”，就是指同一辈人居住，或者单身居住的情况，比如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以及孩子都已经离家的空巢老人等。
从统计数据来看，“一代户”比重提升的情况，并不是单独发生在某些地区，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具体来讲，中国各省区的“一代户”比例都在大幅提升，最低也在40%以上，吉林、内蒙、天津等13个省区市的“一代户”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北京、上海、黑龙江、浙江等地区，比重更是超过了58%。
从中国的家庭户规模上，也可以看出，“三口之家”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主流家庭模式。回顾历次中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家庭户规模一直呈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1982年的时候，是一户家庭平均4.41人；2000年时，是3.44人；到了2020年，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家庭户只有2.62人，还不到3个人。
中国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小，主要原因就是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流动等因素。
所谓总和生育率，通俗的理解，就是所有女性在生育年龄期间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通常，总和生育率2.1被认为是更替水平，能够维持人口的不增不减。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就被称为“生育陷阱”，一旦进入生育陷阱，再想要扭转生育率的下降，就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是，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
那么，哪些原因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呢？其中包括，育龄妇女不断减少、结婚率下降、晚婚晚育等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除了因为社会变迁和观念的改变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政治因素，那就是和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直接相关。中共的计划生育，让人口出生率不断的下降，造成了育龄妇女的数量不断萎缩。
例如，国际上，一般把15至49岁女性计算为育龄妇女。但是，中国2020年的育龄妇女数量，和2010年相比，减少了4,591万人。如果只计算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就是20至34岁的女性人口，同期的人数也下降了1,517万人。
此外，“一代户”比例增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龄化和人口流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让家庭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空巢老人突破了1亿。这些老人，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无人陪护、无人慰藉、就医困难等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在农村就更显得突出。数据显示，中国乡村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是23.81%，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是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了7.99%和6.61%。与城市相比，农村不但老龄化程度更高，而且，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更薄弱，服务力量还欠缺。
这背后的原因，又和中共的另一项政策分不开，那就是中共实行的城乡有别的户籍制。所以，中国的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数据显示，当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其城镇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而中国2019年的城镇化率只达到60.6%，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更低，仅有大约44.4%。另外，数据还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万元，而农村居民，只有1.6万元。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性的影响，它直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市场的规模萎缩，使经济增长放缓；而且显着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对于国家发展来说，老龄化是大灾难。另外，老龄化也可能导致储蓄率下降，以及消费水平的下降，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冲击。根据相应的数据和模型来推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是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使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中国要如何应对人口危机带来的挑战呢？
目前，中共已经放开了“三孩”政策，还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为了解决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的困境，还在整顿房地产业和教培行业，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口号。
因为中共已经认识到，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已经面临长期衰退的危机，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长期来说，必须提高生育率，改变人口结构；从短期来看，必须从依赖外需转向推动内需，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消费。
但是，人口结构的改变可能一蹴而就吗？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还未必奏效，而中共目前实行的这些政策，事实上，也没有真正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至于中国的消费潜力为何无法释放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巨大的贫富悬殊造成的。中金公司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2亿中国人的月收入，低于人民币500元，李克强之前也提到，中国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要如何刺激消费呢？显然，如果中共，不去真正想办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是靠割各种“韭菜”来满足党的“内需”，是无法刺激消费，也无法达到经济转型的目标的。
其实，中共及其政策，包括计划生育和城乡户籍制度等，才是导致中国人口危机和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把人口危机提高到“国家危机”的高度，而现在，中共面临的危机恐怕比这还要深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