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者正在将国家打造为宣信国家（confessional state，或译为认信国家、奉国教国家）。

　　这是《经济学人》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宣信国家，指的是官方制定和推行特定的宗教，政教合一，且不允许其他信仰存在。罗马教廷控制下的中世纪西欧，是典型的宣信国家。

　　◆ 历史上的宣信国家很多，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宗教多元主义在20世纪初才开始流行，此前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国教。

　　随着宗教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国家已经很少有官方规定政教合一的情况，在整体上也鼓励信仰和思想的多元自由发展。

　　然而，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西方自由主义越来越左翼化，用“政治正确”打击异己，这已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文化现象。

　　但《经济学人》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目前这种打压已超出了道德、文化领域，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系统化、制度化特征。甚至，当今西方社会业已逐渐向中世纪的宣信国家靠拢。

　　如果真是这样，那意味着几百年的启蒙与现代化努力都可能回到原点。

　　事情真的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赛尔维特的幽灵”

　　1553年，西班牙神学家赛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恢复基督教》（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反对加尔文（John Calvin）的预定论。

　　◆ 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加尔文最知名的主张，认为人是否得救只取决于神的选择，与他个人的功德无关。图为年轻时的加尔文。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这本书，他自己的生命永远终结在了这一年。

　　当时，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已开展了30多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和教派，都反对教会对教义的垄断。

　　新教徒们普遍认为，人们可以自己解释宗教，并与上帝沟通。赛尔维特当然也这么认为，所以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来质疑加尔文。

　　出版《恢复基督教》之前，赛尔维特甚至与加尔文有过多次通信。

　　然而，加尔文的一位好友因为赛尔维特对加尔文的质疑恼羞成怒，将《恢复基督教》的书稿及赛尔维特的信件打包寄给了法国的宗教裁判所。

　　法国宗教裁判所直接判决其为异端，处以火刑。由于赛尔维特不在场，当时只烧掉了一个雕塑的替身。

　　得知自己危险处境的赛尔维特打算逃跑，结果在途经瑞士时，他被加尔文的反对者们逮捕，剥夺了财产。反对加尔文的人希望借此给加尔文泼脏水，支持加尔文的人又因为赛尔维特的批判言论想将其置之死地。

　　最后，他被活活烧死。

　　◆ 赛尔维特雕像和纪念碑，位于瑞士日内瓦。

　　这件事之所以成为重大历史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处于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交汇处。

　　在此之前，消灭异端，处决有不合时宜思想的人还是常态。

　　在此之后，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思想日益增强，因言获罪或因宗教信仰而被迫害的人越来越少。

　　21世纪的人们，大概早已将这种事情视为无所谓的陈年旧事，乃至认为它不会再发生在地球上。

　　然而，它真的不会再发生了吗？

　　也许，因为某个人的言论或思想而对其进行肉体消灭的事情，的确很难再发生了，但以其他形式发生却未必不可能。

　　毕竟，“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rhymes.）

　　2019年，英国女权主义者玛雅·福斯塔特（Maya Forstater）在网上发表了自己对于跨性别者的看法，她称男人和女人是有区别的，改变性别是不可能的。

　　◆ 福斯塔特身着印有女权主义字样的服装。

　　结果，她因为言论而丢掉了工作，并被法庭指控在推文中使用“攻击性和排他性”的语言，被戴上了“专制主义”（absolutist）的帽子。

　　事情还没完，《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著名作家J.K.罗琳（J. K. Rowling）认为这是荒唐的，站在了福斯塔特一边，发了推文质疑道：

　　“只是因为一个女性说性别是真实存在的就强迫她失业？”

　　于是，J.K.罗琳也受到打击，被全球跨性别者联合抵制。

　　此后，她的言论也开始受到世界各地网友的“审查”，连《哈利·波特》两大粉丝网站MuggleNet和TheLeakyCauldron也发表声明，与她“划清界限”，不再发布她的照片和引用她的言论。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他写的科普书《白板》（The Blank Slate）也被扣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原因仅仅是本书阐述了基因对人的影响。

　　据平克在TED演讲中所说，他认识的许多教授都有过类似遭遇，因为言论或观点被扣上帽子，丢了工作，甚至遭到人身威胁。

　　◆ 平克在TED进行演讲。

　　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科林·赖特（Colin Wright）发表了两篇论文，文中称性是一种生物学现实，而不是一种社会结构。赖特的文章马上被举报，后来许多研究机构均表示，无法为赖特提供工作机会，因为“风险太大”。

　　“政治正确”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宗教，用它的信徒迫害“异端”。

　　赛尔维特的幽灵正在欧美游荡，为了对它进行“神圣的围剿”，大学、媒体、社会组织、好莱坞等等似乎都已“联合起来了”。

　　而这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系统性地消灭“异端”

　　出于政教合一、宗教为政权合法性背书的要求，很多宣信国家都无法做到宽容“异端”，而是会竭尽可能对其打压。

　　为此，首先需要一个核心机构作为正统；其次要有统一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凡是持不同意见者都会遭到封禁甚至是迫害。

　　这样一来，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被很好地控制，并为统治者所利用。

　　在中世纪，这个正统由教皇、教会、宗教裁判所、修道院构成。

　　中世纪的精英是神职人员，他们掌握着唯一至高无上的真理——天主教教义，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封禁异端书籍及思想，号召信众抵制乃至烧死异端。

　　◆ 年迈的伽利略在罗马宗教裁判所遭到审讯，被迫在法庭上当众忏悔，同意放弃日心说。

　　而在今天的西方，正统源于高校，大学教授们是知识上的正统。

　　大学从古希腊时就是思想交锋的地带，本该是思想最为自由的所在。

　　中世纪时，柏拉图的学院被关闭，大学的精神被彻底压抑。直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大学才逐渐恢复了其维护思想自由的精神传统。

　　然而，近年来，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却显示，美国大学中意识形态左右分裂，且左派正在壮大，有“统一思想”的趋势。

　　当代大学作为知识和思想传播的核心机构，却慢慢开始播撒“政治正确”的信条，凡是不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和事都会遭到抵制。

　　而所谓正确的思想，就是打着自由旗号的左派思想。

　　1990年，美国42%的大学教授属于自由派或极左派，40%是温和派，18%是极右派或保守派。

　　到了2014年，大学教授中的极左或自由派上升到了60%，温和派剩下28%，极右或保守派只剩下12%。

　　1990年，美国大学教授中的左派比例比公众中的比例高出11个百分点，而2014年更是高出了30个百分点。

　　英国教授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表示，在美国和英国，有70%到80%的右倾学者认为自己的学院思想环境恶劣，对自己不利。

　　◆ 埃里克·考夫曼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曾被指责为白人至上主义者。但这种指责非常荒唐，因为他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华裔和拉丁裔血统。

　　教授尚且如此，学生中就更是这样。而左派学生越多，不是左派的学生就往往感到更窒息。

　　奈特基金会对4000多名大学生进行民调时发现，有68%的学生认为自己无法直言不讳，因为可能会受到“政治不正确”的攻击，或者至少也会让人反感。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字，美国千禧一代（80后和90后）中，有40%的人认为自己需要刻意减少可能冒犯少数族裔的言论。而在X一代（65后和70后），这个数字只有27%。在更早的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一代）中，数字是更低的24%。

　　与此同时，美国的许多大学开始有计划地选择聘用左派倾向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201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根据多样性声明，拒绝了76%合格的教学申请人，这些人的研究成果甚至都没有被查看，只是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促进多样性的计划便惨遭淘汰。“意识形态审查”正在压倒学术成就。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多样性页面截图。

　　当学生和教师都无法轻易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当大学只有一类声音，当激烈的辩论不再存在，大学的意义何在？如何获得知识？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在大学中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同时，出版自由也在受到威胁。

　　《十日谈》《愚人颂》《巨人传》今天被视为名著，但在教会还有极高影响力的时候都曾被列为禁书。

　　在英国，弥尔顿和霍布斯的著作曾被公开烧毁。

　　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认识到自己写的《天体运行论》可能会带来麻烦，直到去世之前才敢拿出来。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表达思想、出版图书都需要很大勇气的时代，对上帝的虔敬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这样的书籍审查再一次出现，只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

　　J.K.罗琳的粉丝和她划清界限之后，虽然左派无法扳倒这样一个头号畅销书作家，但他们至少营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让所有作家审查自己是否思想“正确”，也让出版商自我审查，是否敢出版有争议思想的作家。

　　◆ 尽管J.K.罗琳发长文解释了自己的争议言论，并坦承自己曾受到性侵和家暴，但她2020年的新书《问题之血》（Troubled Blood）还是因描写一个异装癖连环杀手而引发新一轮争议。

　　亚历桑德拉·邓肯（Alexandra Duncan）就无法出版新书《灰烬日》（Ember Days），因为这部书被出版社认为有“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嫌疑。

　　而且，像“文化挪用”、“种族歧视”等大棒还不只打向当代人，也溯及既往，连过去的文化也一并审查。

　　经典动画《猫和老鼠》在亚马逊上被贴上警告文字，称其在一些地方具有种族歧视。《乱世佳人》和《一个国家的诞生》等经典作品也因为“种族歧视”一度被下架。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的死激起了一轮“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在群众抗议、游行的过程中，美国国父杰斐逊和华盛顿的雕塑、罗伯特·李等历史人物的雕塑被推翻或破坏，并涂鸦上“奴隶主”字样。

　　◆ 2021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罗伯特·李雕像被彻底拆除，并且由于运输困难被切成了两半。

　　在好莱坞，右翼导演被打压，几乎已经销声匿迹。

　　当反派是白人、带有英国口音的时候，没有人指责这是歧视，但如果是少数族裔，就难免遭遇“文化挪用”的大棒。

　　越来越多电影为求安全和占据道德制高点，选用大量有色人种担任主角，甚至欧洲传统的故事也由有色人种扮演。

　　2019年，迪士尼宣布将翻拍真人电影《小美人鱼》，并由黑人姑娘哈雷·贝利（Halle Bailey）出演，甚至连《白雪公主》也计划选用拉丁裔演员出演。

　　◆ 网友为哈雷·贝利绘制的黑人版小美人鱼形象与本人对比。

　　种种迹象表明，当代西方左派思想越来越具有中世纪天主教的统一倾向和排除异己特征。

　　由此，西方世界的左化若不是已经将社会带入深渊，至少也应该引起警惕。

　　可为何如此大的趋势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该警惕的是什么？

　　左派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行几乎是同步的。

　　世界越是进步、开放，文化、族裔和身份越是多样，弱势群体就越需要权利。这本来无可非议。

　　不论是启蒙价值还是自由主义，都包含对人的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人的身份的尊重。

　　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可一旦过分，就会走向极端。

　　右派走向极端，就极端保守过去的传统，甚至追求一个虚构的传统。极右翼在当今社会的表现常常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对移民的强硬态度。

　　但左派走向极端，往往对过去文化进行破坏和清洗，以进步之名消灭任何“反动”的力量。

　　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是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概念。左派一般象征进步，右派一般象征保守。在价值上，一般来说，左派更在乎平等，右派更在乎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

　　◆ 通常来说，红色象征左派，而蓝色象征右派。大象和驴则分别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徽，美国总统选举也被称为“驴象之争”。

　　当今语境下，美国自由主义偏左，但自由主义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右派也有左派。

　　简言之，左派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如果忽略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进而走向极左，最终常常事与愿违。

　　左派追求的价值本身，都是相当美好的。比如女性平等、少数族裔的权利、环保、性少数的权利、减少或消除贫穷等等。当它仅限于理论、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时，往往对社会具有进步意义。

　　但一旦走出这个范围，进入道德和文化领域，就具有了巨大的破坏力，踩到了社会赖以生存的制度底线。

　　就拿种族歧视来说。在任何国家，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有偏见都是一个常态，多数人对少数族裔有偏见也是常态。

　　当然，这种歧视在今天的道德观看来无疑是错误的，应该改变、纠正。

　　但这种改变，首先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其次，这种改变不应该由一部分自认为高于其他人的道德“先知”来监督人们、纠正人们。

　　最后，歧视如果在人们的心里，没有人有权力去改变人们头脑中的想法，除非歧视通过某种形式外化或制度化。

　　◆ 讽刺道德优越感的漫画。

　　左派往往在揭示社会问题的时候相当犀利，一针见血。但在方法上常常容易走向极端。这是因为，左派追寻的价值往往带有道德模糊性。

　　比如女权主义在法律中进行女性权利的争取，乃至在社会中呼吁男女平等，这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但如果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树立起截然对立的善恶价值，并以道德制高点审查社会和历史，问题就会相当复杂。

　　社会存在系统的对女性的不公平，那的确是需要改变的。说社会是男性支配的，也有道理。

　　但如果延伸出去用一些相当模糊的词汇，就会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变成某种类似阴谋或原罪的东西，甚至因为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对当代的男性进行报复。

　　这所导致的结果，不一定能使女性受益，甚至反而加强了性别对立。

　　一切进步价值，都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之中进行的，而现代社会中一个基本的底线是：必须容忍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存在，并且保护对方持不同意见的权利。

　　《经济学人》在文章中写道：

　　古典自由主义者承认，你挥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子开始的地方。而今天的进步人士则争辩说，你表达意见的自由止于我的感受。

　　Classical liberals conceded that your freedom to swing your fist stops where my nose begins. Today's progressives argue that your freedom to express your opinions stops where my feelings begin.

　　如果言论可能造成他人的不快就不能说出口的话，那么我们恐怕说不出任何话了。

　　左派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已经有走入极左的危险了。这样的逻辑早晚会攻击到自身。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处于道德高点。

　　可惜的是，极左的威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欧美社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极右翼的警惕实际上远远大于对极左的警惕。

　　麦卡锡主义、纳粹主义和3K党一类的极右翼思想很容易被扣在一些人头上。随着难民进入西方世界，极右翼政党虽然正在壮大，却难成气候。比如希腊的金色黎明政党，就在刚要壮大的一刻被打成了非法组织。

　　然而，对于极左，欧美世界更加缺乏警惕。而一旦意识形态极端化，左和右就不再重要，因为那时的社会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文明社会。

　　◆ 左翼抗议标语。

　　平等、人权、自由等价值是启蒙时代对人类的馈赠。但启蒙价值也建立在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守上。

　　中世纪价值观之所以被启蒙价值所推翻，就在于它反对人们拥有不同的思想，禁止自由的辩论。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人类意识到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重要性。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不同思想、道德观的碰撞才最有可能使社会进步，才最有可能保障人的权利。

　　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哪怕对于《圣经》，也应该展开辩论，把它当作一本过去人写的书来对待；

　　◆ 1670年版《神学政治论》封面。

　　弥尔顿提出要保障出版自由，以保护人们理性的成果；

　　洛克认为人们脑子里信仰什么宗教是自己的事，别人不应干涉；

　　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

　　正是这样的一系列思考促成了今天这个远比古代富足、和平及充满人道主义的世界。

　　可这样的世界才仅仅持续了两百多年，比起上千年的中世纪还只是一个婴儿。

　　想要保护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让社会走入极端的反智主义。

　　也许，追求道德的高点不如保守社会制度的底线。

　　好的社会也许更需要的是包容彼此的不同，捍卫彼此的权利，以及认识到人性的不完美，并对这种不完美也宽容以待。毕竟，就像康德说的那样：人性这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