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的多维报道：近年台湾部分政治人物为求选举胜选，不惜制造“逢中必反”气氛，跟随美国一同渲染“中国威胁论”，使社会上普遍存在“恐共”、“反中”的不理性情绪，并打击一切与中国大陆相关的民众或组织团体、压制言论自由，形塑“绿色恐怖”。此前《多维新闻》指出，由于过去以来台湾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对中共建党及长征史实的叙述轻描淡写或存在错误，使台湾民众无法正确认识到中共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意义。翻看台湾初中社会课本的历史科段落，更能发现其对中共建政后的叙述充斥偏见与扭曲。
课本叙事谬误：土改只为巩固一党专政
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民国政府”撤守台湾，基于当时“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基本国策”，严厉批判中国大陆官方的一切作为，并将这样的官定意识型态形诸历史教科书。即使台湾早已宣布解严近34载、并经历三次政党轮替，但依照《108课纲》编写、于2019年秋季正式上路的新版教科书，仍将中共建政后的重点聚焦“共党专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上。针对中共建政初期，翰林版在“共党专政”是这样描述的：
建国初期，中共为巩固政权，对内严厉推行各项措施：1.没收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给贫农。后来更将全国土地归公，实行集体耕作。2.逐渐将民间企业收归国有。3.控制知识份子的言论思想，清除反对势力。
在现行台湾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在谈及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发展时，多以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标志性事件的负面影响来概括，并刻意突显中共“一党专政”、毛泽东在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许陈品／多维新闻）
该版本完全没解释中共对土地改革势在必行的原因。除了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认为要“解放生产力”，就必须改变“地主—农民”的生产关系，将7亿亩土地使用权分给无地、少地的3亿农民，激发农民的生产意愿之外，1949年城市中失业人数约400万、农村灾民更高达4,000万之多，与历史最高年份相比，粮食产量锐减近四分之一；上海在法币改兑金圆券之初，物价指数上涨500万倍，米价最高时每石3亿元，离谱的通货膨胀使百姓叫苦连天。
课本简单地将土改诠释为中共“巩固政权”的手段，不但无助于学生理解1949年中国政权鼎革的时代背景，纯以“美援停止、物资缺乏、民生困难”，“国府官员贪污腐败”等理由塘塞过去，掩盖了当时中国必须进行由上至下、彻底政经改革的深层原因，更扭曲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正当性。
大跃进成因：毛泽东希望“超英赶美”
图为1958年10月，河南省新乡县大办钢铁的女工。（视觉中国）
台湾初中历史课本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塑造，第二点集中在“大跃进”上。特别的是，无论是翰林、康轩或南一版，课文中不约而同地都将“大跃进”的发动归于毛泽东一人。翰林版称：“1958年开始，毛泽东进一步推行‘大跃进’运动，希望快速增加农、工业的产量，赶上英、美先进国家”；康轩版写道：“西元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运动 ，欲加速发展农业和工业，以达成‘超英赶美’的目标。”而南一版则说：“1958年，毛泽东为实现生产力‘超英赶美’的目标，要求全国大幅提升钢铁及粮食产量，动员全民大炼钢以及组织人民公社，被称为‘大跃进’。”
实际上，“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所确立，并经过同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庐山会议等党内高层干部形成的集体合议，并非毛泽东一人就能发想构思及拍板定案所有决策和具体作法。
在最新面向全社会公开发行的中共党史学习读本《中国共产党简史》里也说道，由于中共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背离“实事求是”原则，只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违背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并在政治上“反右倾”斗争开始后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加上气候环境、外交等因素，最终使中共遭遇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难道，上述这些只是毛泽东一人想做就能做成的吗？显然台湾课本的写法明显过于简化且偏颇。
发动文革：只因毛泽东要夺权
1966年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AFP）
台湾课本对中共建政后刻划的第三个印象，就是文化大革命，并将原因归咎为毛泽东为夺权所发动的政治斗争。南一版称：“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担心权力受到威胁，因此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康轩版则说：“毛泽东因大跃进运动失败后，被迫下台。西元1966年，他决心夺回最高权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翰林版的说法也类似，称：“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为巩固权力，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外学界研究文革的成因有非常多种说法，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文革是针对当时中国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而来。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的一次会议上，列举了包括“狂妄自大，骄傲自满；遇事推诿，怕负责任；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等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而此前1951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新三反”，1954年整党整风，1957年反右运动，1964年“四清运动”，中共已发动过多次反官僚的运动，但仍然效果不彰。
欲以革命消灭官僚主义的理想
中国学者杨继绳指出，毛泽东对中共的官僚制度不满意，并发现这套制度建立起来后，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所以希望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于是发动了打破官僚体制形式、试图消灭官僚主义的政治实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汉名马若德）曾向香港媒体表示，毛泽东深知官僚主义深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如果未来官僚主义太过强大，必然会主导一切通过以非革命的方式去运作，如中国继续依照苏联五年计划模式运作下去，革命的势头都将逐渐消亡，毛认为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苏修）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于是，毛泽东选择发动文革，他要继续坚持主导中国革命的方向，并使中国取代“苏修”成为红色革命的中心。
从学界的研究可得知，文革是毛泽东在生前“最后的革命”，也是一项反官僚主义的实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称毛“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但最终酿成了内乱，全中国陷入迄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严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由此看来，岂能见树不见林地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单单认定为个人想要夺权掌政？忽略了时代背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变化等因素看待文革，台湾历史课本落入了坐井观天的偏狭境地。
综观台湾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中共建政后历史叙事，可以发现其将历史给狭隘化、片面化取向，再用明示暗示的方式表达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经运动都是中共或毛泽东的私心自用，蓄意制造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的突兀感，从史观上形塑两岸民众的认知落差。这种依旧停留在冷战时期的“反共、仇中”思维，恐怕才是不敢客观面对史实的教育大内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