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抓了不少涉嫌贪腐的官员，很多还未进入司法程序，具体所犯何事尚不清楚。媒体因应舆论，总得报点什么，于是纷纷挖掘他们的“前传”。　
    看多了这种“前传”，有一种莫名的“千篇一律”之感：基本都是出生寒门，少年时代刻苦求学，品学兼优，性情良善，受过大学教育，毕业后进入政界军界，从最底层做起，多年拼搏，渐渐官至高位的“凤凰男”。一夕事发，身陷囹圄。
    有人把他们比作19世纪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粗看确有诸多相似，都是出生低微而不甘，出人头地而败北。
    不过与于连不同的是，我们时代的贪官在年轻时候，社会留给他们大量机会，他们最终爬到高位，事情败露时已经功成名就，不像于连早早倒在追名逐禄的路上。
    于连之死是大革命前法国气氛的隐喻。任何社会都要给底层才俊留出上升通道，否则这个社会迟早会崩溃。古今中外，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在中国古代有举荐、科举，在现代西方是选举，而阻碍这个上升通道的，通常是门阀和贵族。
    转型时期的中国，初步建立了选举制。而惟其是“转型”，在上述寒门子弟的起步阶段，类似科举制的高考（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高考）仍是非常重要的门槛；进入官场，举荐制仍在主导着升迁，要抹去旧时代留下的痕迹，不是那么容易。而举荐权如果不受控制，不能约束，几乎百分之百被滥用。毫无背景的贫寒子弟在被滥用的举荐权面前，明知可能成为实质上的家臣、门客、白手套，可能不得不干脏活，眼见顷刻到手的权力，谁能轻易拒绝诱惑？
    证诸历史，不受控制约束的举荐与门阀贵族的形成之间，互为因果。但在民主共和时代，门阀贵族在制度、规范层面不可能存在。不过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于，法律和制度规范所造就的理想和社会实际之间，总是存在距离。当举荐权被滥用，会不会催生出顽强隐身于法律和制度背后类似于门阀贵族的怪胎？
    这些年来，贪腐案件从个案为主变为窝案为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越来越多，子女、亲友、下属同时涉案几成规律，说明不是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缺乏社会资源，出身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要获得一席之地并寻求升迁的渠道日益逼仄，不得不受制于举荐人。如果举荐权不受约束控制，制度不能逐步健全，迟早产生隐形的“门阀贵族”。
    转型的巨痛，通过这些贫寒子弟的遭遇淋漓发作。
    从人性角度看，他们或许身不由己委身为奴，自甘堕落令人厌恶；从法律角度看，他们理应受到严惩；从历史角度看，他们让人同情，让人深思——就像于连一样。（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任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