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问起父亲的出生地，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直接的回答。他说是武汉，有时候又说是武昌。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连一个简单的事实都说不清楚。我的臆测反映了我——一个只知旧金山东部郊区和平稳定生活的女孩的优越感。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出生地已经并入武汉，一个由武昌、汉口和汉阳扩张而成的省会城市。
父亲如今已经去世，但我好奇他会如何看待新冠病毒。他肯定会更担心家人而不是他自己。
他的祖国和入籍国的关系会让他感到痛苦，这种关系已经在美国引发反华潮。我们被告知，“从哪来的就滚回哪去！”
但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以及这为什么重要呢？在其他华裔当中，这个问题是对话的开始，通过这个问题，无论流散在海外哪一个遥远的角落，都可以定位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自己人。你的祖籍省份可能会给你的性格或特征留下印记——会决定你的身高、抱负和长相。
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二战结束后逃到台湾岛。后来，他们来到美国攻读科学与工程研究生。
我曾经觉得父母对他们的过去讳莫如深是为了放眼未来。也许，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下长大，或者在这个国家谋生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不要透露太多，因为谁知道这会不会对他们不利呢？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但我现在明白，我可能忽略了另一个原因。就像父亲说不清他的出生地一样，我的父母也不能确切地说出他们是哪里人，因为童年时期，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与日本军队的冲突中，他们经常搬家。
在旧金山华埠熙熙攘攘的小吃店里，我注意到父亲和推车叫卖的女士们聊天，点了肥美的虾饺和多汁的烧麦。我们在家里都说国语，我问他为什么能用粤语和工人交谈，这是一种在香港、中国东南部分地区和某些侨民聚居地使用的语言。
“在学校学的，”父亲回答。他解释说，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会有新同学。我现在明白了，那些家庭可能也是为了躲避战乱，学生们可能会互相学习对方的母语。
他的军人家庭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搬一次家，挤在小旅馆里，或者和亲戚住在一起，无论他对我说了多少，我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都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一定很害怕战斗机逼近的呼啸，这会迫使他们躲在洞穴或防空洞里。
我收集到的这些仅有的细节似乎都很奇幻：他们一家曾经坐着一辆因为汽油短缺只能靠烧柴获得动力的卡车逃生。这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寒冷的黑夜里，一个小孩在森林里迷路了。
我从未面对过这样的危险。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住在我父亲——一个结构工程师——设计的通风良好、采光充足的房子里。现在我的双胞胎儿子、我的丈夫和我的母亲也住在这栋房子里。
然而“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同样复杂，难以回答。更确切地说，我最初的回答——“我来自加州”——似乎从来没有让陌生人满意过。他们的嘴角会微微一抽，双方陷入久久的沉默。
“我来自湾区，”我会澄清，尽管我知道自己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事情。很明显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这反而让我任性地不想让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慢慢地说。
我看得出来，他们认为我在误导他们。有些人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我没有透露他们觉得有权拥有的信息。
最后我会说，“我出生在美国，但我的父母来自中国。”
他们点头，很高兴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的家人不是这里人，亚裔美国人永远都是外国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问一个连我父亲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当我为了写一部小说而问起他的童年时，父亲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题为“二战搬家日期及地点”，其中简明扼要地列出了武汉、南京、惠州、九江、芜湖、柳州、桂林、贵阳、重庆等地。一个典型的记录是：“1938年——在湖南省的攸州、沅陵、辰溪、仙池等县。”
他的一些地名是用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在19世纪使用的罗马字转写，还有一些是用中国在1950年代末开始采用的拼音。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Peking”成了Beijing，“Szechuan”成了Sichuan，“Mao Tse-Tung”成了Mao
Zedong。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只是拼写不同。
他的条目以“etc.”结尾，一个拉丁语缩写，意为“等等”。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内容与之前的内容相似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又或者父亲觉得这些信息对于他在美国出生的女儿来说太过琐碎，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地方，对它们也没有丝毫了解。
也可能是他不记得了。1938年，父亲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那时，和现在一样，一家人必须努力为孩子维持一个家，尽管每天都有动荡，但表面上还要维持正常。
在我父亲的出生地，乃至整个中国，新冠病毒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恢复了正常生活。而在旧金山湾区，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除了今年秋天的防疫和远程学习，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急救包。在这个火灾季节，世界末日般的天空，落下的灰烬和遮住太阳的呛人烟雾令我们震惊。
我不知道要装多少东西，是把护照、重要文件、钱包和笔记本电脑装进背包，还是把备用衣服、急救箱、手电筒、便携式充电器和能量棒装进滚轮箱？我们可以带着露营装备开车逃走，还是只能穿着睡衣逃命？
当父亲和家人在中国旅行时，他能带多少东西？我怀疑是他们只有身上穿的衣服而已。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提醒他们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从1929年到1932年，我祖父在英国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受训。回程时他曾在斯里兰卡（当时叫做锡兰）停留，在那里买了一条月长石和蓝宝石项链。
为了在战争中活下来，祖父母耗尽了全部积蓄。
祖母为了凑盘缠卖掉了所有的珠宝——除了这条项链，后来被她作为订婚礼物送给了我的母亲。父母把它传给了我。戴上它，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天真少女，裸露着光洁的肩膀和蝴蝶般的锁骨。
发光的宝石挂在精致的金链上，纤细的链子如果被钮扣或一绺头发钩住就可能折断。然而，这条项链却保存了近一个世纪，我的家人带着它走遍了我们学会称之为家的所有地方。我的家乡就是它去过的所有地方。
我把这条项链放进一个黑色皮匣子，然后塞进我们的求生包里——以防万一，祈祷最后不会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