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中国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在互联网上曾经看到有西方的流行病学家的预测将是全球的百万人口的大流行。当时的预测，在百万级的感染人口中，中国将要占一半，其余一半将会由其他的不发达国家来承担。二月底以来，除伊朗以外，随着中国和韩国的疫情逐步被控制，人们似乎看到了全球抗疫的曙光。但是，进入三月份之后，以意大利为爆发点，欧洲、美国相继成为了第二轮的疫情重灾区。在这个局面下，之前的那个百万大流行的预测似乎又即将成为一种现实，只不过，传染人口的比重将极大地倾斜到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发达国家中。
我想，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确实会让很多抱有自由主义或民主政体倾向性的人产生了一系列无法找到答案的困惑和纠结。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影响了全球的现代医学革命是由欧洲人在工业革命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今天中国人所熟悉的现代医学和临床学的理念，都是在上个世纪初直接或间接学习、引进了欧洲的现代医学成果之后所形成的基本理论框架。而美国在战后的快速发展中，更是汇聚了全世界最尖端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诊治人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全世界最优秀的微生物学和病毒学专家、传染病学专家、公共卫生学专家、临床医学专家，包括药品研发专家和疫苗专家，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另外，高端医疗设备的研究和开发，主要也还是在美国。大家只要留意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们生了病总要往美国跑，就应该相信我上述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而此次新冠病毒的疫情在欧美各国成汹涌蔓延的态势，又似乎彻底瓦解了我们之前所熟知的一些基本判断。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了呢?
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确实是导致他们在此次的疫情中死亡率居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并不能用来说明病毒的感染率和蔓延程度。当然，在国内的一些左派以及大量的被主流媒体所误导的愤青们的眼中，美国的公共医疗体系对于低收入人群的“不公平”，似乎是导致疫情在美国的传播早期不能快速检测、发现确诊者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想一想，绝对的公平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奥巴马的医改方案之所以能够被川普所废止，除了美国国内的党争传统之外(即便是两党竞争，但是涉及到美国基本的内政外交的大原则，两党是没有异议的)，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公平的结果不能被那些有工作能力而不愿去工作的懒人所利用。况且，即使是在美国的公共医疗体系中所事实存在的那些“不公平”还能超过我们么?
问题到底是在哪里?难道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民主体制出了问题了么?难道是西马学者口中的“西方的衰落”真的到来了么?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把“锅”都甩到川普头上，似乎痛骂川普就可以解释一切问题，那么欧洲呢?
就这些问题，昨天我和旅美华人甘一飞教授交流了很多，使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逐渐明晰起来。我试着把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所思所想罗列如下：
1、傲慢。选择这个词的时候，我想首先审慎地解释一下，这个傲慢的意思并不是如那些被主流媒体误导下的愤青们所理解的政治或制度上的傲慢，而指的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意义上的傲慢。如上所述，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战后以来，随着“西方”意义上的欧美各国在科技、文化、经济，乃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导致了西方社会整体上的一种自大和傲慢情绪的日益加强。特别是以在战后出生的这一代“少壮派”欧美各国领导人为代表的西方中青年社会大众群体，他们在现代科技和民主制度所带来的繁荣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更是形成了一种对于西方中心之外世界的无知和漠视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意义上的傲慢。日本前首相现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前不久在日本国会中吐槽，二月底，疫情正在亚洲爆发、蔓延之际，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欧洲国家领导人对于麻生太郎提议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提议，反应冷淡，无人响应。对于同是属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日本的提议，欧洲国家的这种态度，恰恰说明了这种傲慢不是基于政治或制度上的差异性，而是植根于文化和文明意识深处的一种的自大。正是这种自大和傲慢，使他们不仅对于那些发生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之外的事情缺乏应有的关注;而且在疫情已经蔓延到自己的国土之上的时候，对于那些在某些亚洲国家中基于科学原理已经取得成效的措施和经验也视而不见。我想，正是这种基于文化和文明意识深处的自大和傲慢，导致了欧美国家不愿意正视在这场新冠疫情中必须要向亚洲国家借鉴和学习部分经验的事实。在这种鸵鸟政策的驱使下，虽然疫情在亚洲已经发生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并且经过积极的系统性管控措施之后已经出现了疫情的峰值拐点变化，等到“战火”在两个月之后燃烧到欧美各国的土地上的时候，除了德国之外，我们看不到以上各国政府能够拿出系统性的应对政策和措施。这只能说明，对于此前在亚洲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疫情本身还是解决疫情的办法，他们一概都是持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这背后也包含着某种文化和文明上傲慢的因素。
2、家庭。基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家庭观念的作用，体现在亚洲国家应对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观点出现在中外专家的讨论中。纵然中国的那些被西方舆论所诟病的政府强力管控和基层社区的“硬核”管理，在最终控制住了这场疫情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对于家庭成员的负责，特别是在那些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中，基于对老人和孩子负责的责任感，在疫情管控的期间中，其对于社会个体行为方式的约束性力量，远远要超出政府管控和基层社区管理的强制效果。西方舆论从意识形态和既往经验的角度，往往会简单化地夸大中国大陆政府中央集权式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大众的顺从忍耐，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毕竟已经不是毛时代了。在网络化的社交媒体时代中，涉及到如此大范围的强制性居家令，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即使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体制下，也不可能不会激起一些群体性的反弹和抵制，况且在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和社区的具体管理中还存在着简单粗暴的手段和方式。事实的情况是，除了流传在网络上的一些个体的不顺从之外，社会整体基本上配合了中央政府此次疫情管控措施，虽然民间的情绪更多地是以调侃式的网络视频、段子的方式广泛流传着。所以，在范围如此之广泛的居家不出、全民戴口罩的全社会“停摆”时期内，在每一个可能经历了各自的不适、煎熬甚至是磨难的中国家庭中，支撑着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至暗时刻的内在力量，我想只能是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意识深处的家庭观念，以及由这种家庭观念出发而首先考虑到对于自己家庭成员的安全和健康负责的自我行为约束方式。具体到某一个个体的日常行为判断中，我出门还是不出门，首先考虑的往往是，会不会因为我的行为导致家庭其他成员由此而增加了受感染的风险。这种基于文化传统之中的家庭观念和个人经验，在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中，在应对这场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我想，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体验和感受。而反观欧美，在战后以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流文化传统发展过程中，个人的价值和个体的权利高于一切，特别是在近几十年中，欧美国家的社会文化中，家庭观念日趋淡泊。社会主流文化鼓励年轻人自立的代价，就是在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准则和判断中，不再把家庭责任放在首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教授在前不久的一次和中国留美学生的网络座谈中提到，很多美国年轻人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天考虑的就是度假和派对，他们感染上新冠病毒就是因为“瞎混”。有过留美经历的张文宏说出的如此观点，我想是会有其切身观感经验的。理出“家庭”这个线索之后，之前在网络上零散看到的那些即使是在疫情爆发、蔓延的时刻，诸如迈阿密海滩的人山人海、奥克兰迪斯尼乐园关闭之前的最后狂欢，等等这些让中国人无法理解的违背常识的现象，似乎就有了它们的一些内在的社会逻辑性了。
3、理想。在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疫情愈演愈烈之际，我之所以彻夜写出这些或许对于解决疫情本身毫无意义的文字，其原因就在于，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因为疫情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在欧美各国蔓延的现实，而去思考民主化政治制度的合乎逻辑性，分权制的小政府社会设计的合理性，以及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的合法性。而我以上的思考，也无非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以此来告慰自己多年来的内心理想。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川普往往会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发泄对象，我们希望是因为他一个人的原因毁掉了我们对于美国的想象，这个混蛋到今天还在斤斤计较着人命和股市之间的平衡。但是理智又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川普，全世界的领导人可能都在小心翼翼的衡量着控制疫情和市场金融之间的平衡。毕竟，在一个日益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全球化的时代中，经济是一个硬指标，它决定了任何一国政府、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我所想到的是，在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的平衡之外，我们更应思考的是，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集权式的行政性措施如何与我们的民主社会理想之间的平衡。审慎如我，在以上的文字中，我尽力想说明的是，文明与文化的傲慢并不等于民主制度本身，个体的自由与权利之外也要兼顾家庭的责任和关爱，这仅仅是我试图给自己找到一个疫情无关民主制度本身的理由而已。在本次疫情之后，或许会引起一场持久的社会性的政治、文化层面上的反思，大政府、集权制、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等这些概念可能会在这场疫情的解决方案中又找到它们的合理性依据。我想，这或许是比疫情本身更为可怕的地方。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认为民主制度本身会必然导致文化和文明上的傲慢，家庭观念和责任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集体主义。我们正在走向病毒肆虐的至暗时刻，我们未必能走出灵魂的至暗时刻。
仅以此文献给在数十年前的某个春夏之交，我们曾经激动过的那个理想时刻。当数年之后，我们陷入灵魂的至暗时刻而无法自拔的时候，不至于无颜面对我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