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七夕，当然是中国版的情人节。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情人们最蠢蠢欲动的时候，各大电商平台早早就打出了“七夕特惠”的诱人广告。但观察网络上的言论，一边是“爱情经济”消费的热闹，另一边却伴随着爱情观的争论。
近期，“三观党”们⼜开始新的⼀轮弹幕霸屏。⾸先是⾖瓣⽹友发现经典影视剧《红楼梦》的弹幕中出现了“宝⽟始终不明⽩，只有努⼒仕途经济，他才有能⼒真正保护这些⼥孩⼦”。同时，@WeLens 也在微博上发布了⼀组关于《梁⼭伯与祝英台》的抖⾳作品评论截图。截图中惊现“如果当时有理智，我想每个⼥孩都会选择⻢⽂才的吧”等颠覆以往对这些经典爱情故事解读的弹幕批注。
“三观”⼀词，原本指的是世界观、⼈⽣观与价值观。但在“三观党”的使⽤语境⾥，“三观”被简化成单⼀的道德观，⽤以鉴定⽇常⽣活及⽂艺作品中的是⾮对错，尤其集中在对恋爱关系的解读与评判中。
从 2018 年台版《流⾏花园》复播引发全⽹骂杉菜是“渣⼥”，到《乱世佳⼈》被重新解读为“⼀个贪婪⽆耻的绿茶婊到处勾引男⼈还结了 3 次婚”......近⼏年来，“三观党”们⾼举“⼀⽣⼀世⼀双⼈，第三者都该被唾弃”的道德⼤旗，频频出现在各⼤视频⽹站与⾖瓣书影⾳评论区，对⼀些经典的⽂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性⻆⾊进⾏批评甚⾄辱骂。
与此同时，在⽹络⽂学领域，宣扬“⺟凭⼦贵、⼀胎多宝”的“⺟猪⽂”也开始⼤⾏其道。“⺟猪”，顾名思义就是“（孩⼦）⽣得多，养得好”。这类⼩说中的⼥主⻆往往因为⼀胎能⽣多个孩⼦，被霸道多⾦男主宠上天。
有⽹友将这种保守粗暴的爱情道德观称为“数码牌坊，赛博猪笼，电⼦裹脚布”。随后，学者周⽞毅也在微博上发声：“我们这代⼈最⼤的荣光是，在中国历史上第⼀次，劝⾃⼰的下⼀代⼈，不要那么保守”。
事实上，关于爱情的讨论与思考⼀直在公共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只是到了当下，爱情话语的讨论似乎开始背离五四以来宣扬的“⾃由爱情”理念，在众多三观指摘的背后，爱情从代表⾃由与反叛的话语，重新退化成⽗权结构之下的道德确认。
现代中国的爱情观念是如何嬗变的？当代爱情观真的变得愈发保守了吗？
撰文 | 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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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爱情观的嬗变：
夹杂在公／私领域的反叛与禁锢
这次舆论⻛波的风口浪尖集中在宝⽟是否能通过仕途经济才能保护⼤观园的⼥孩⼦。暂且不论原著中宝⽟是否真的想要承担⼤观园⼥孩的“保护者”⻆⾊，⿎吹宝⽟进⼊仕途才能拯救⼥孩⼦的⾔论本身就与曹雪芹的写作意图以及《红楼梦》的时代意涵相违背。
斯坦福⼤学汉语与⽐较语⾔⽂学系教授李海燕在《⼼灵⾰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中认为，《红楼梦》描画的男⼥关系史⽆前例地不再坐落于亲⼦关系的延⻓线上，反⽽与其形成对峙。贾政等家⻓形象被认定为固守压迫⼈性的社会秩序⽽对浪漫爱情进⾏残酷迫害的执⾏者。
《⼼灵⾰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 1900-1950》，[美]李海燕 著，修佳明 译，北京⼤学出版社 2018 年 7 ⽉
⼀⽅⾯，宝⽟对构成儒家⽂化肌理之物，包括经纶诗书、科举考试、官僚制度、忠孝之义等，置若罔闻，另⼀⽅⾯却忘然沉浸于对胭脂⾹粉等⼥⼉细物的迷恋之中。汉代以后，儒家的⽣活⽅式（简单来说，即是以“勤政为民，家族兴旺为旨规的生活”）⼀度被升华为⼀种神圣的理想。曹雪芹对这种⽣活⽅式的祛魅，为当时社会指出了另⼀种不同的存在模式：热情的⽣活 。也就是⼀种孜孜追求⾄⾼⽆上的情绪的⽣活，⽐基于荣誉的⽣活或基于家庭与⼯作的⽣活都更为⾃我：⼀个⼈之所以能受到他⼈的关注，并不是因为他或她取得了⾮凡的成就或⻅证过伟⼤的事件，⽽仅仅是因为，他或她作为个体的⼈，⾃有其重要的价值。
事实上，爱情观点的流变本身就与时代⼤环境以及社会⼼态息息相关。近百年来，⽂艺作品中的爱情主题⼤多都承担着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在五四时期，爱情被视为⾃由、独⽴、平等的象征。以娜拉为代表的爱情⼩说⼤举鞭笞专制的家庭制度和对⼥性的压迫，并争取更⼤的个⼈⾃主和⾃由。
伴随爱情主题的⼤量涌现，五四与后五四时期关于爱情观的探讨，进⼀步深⼊到当时社会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思潮，并涉及“⾃由恋爱”这⼀理想的内在冲突上。例如鲁迅在《娜拉⾛后怎样》⼀⽂中指出，“恋爱⾄上”这⼀理想把太多希望绑定在爱情之上，如⾃由、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转型。但爱情是否能肩负如此重任，⼜有哪些⼈或物，将在这⼀过程中牺牲：
“然⽽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可是⾛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直⽩地说，就是要有钱.............. 在⽬下的社会⾥，经济圈就⻅得最要紧了。第⼀，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平均的分配；第⼆，在社会应该获得男⼥相等的势⼒。”
当然，爱情主题作为⾃由与反叛的旗帜，并不是⼀路都顺⻛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私⼈领域也受严格管控。爱情⼀⽅⾯绝对从属于“阶级”，同时也与⾰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等宏⼤话语捆绑。包括⽩⽑⼥在内的众多戏改作品，不再关注私⼈的情感体验，⽽是聚焦爱情的阶级属性，借此展开对封建社会的种种揭露与批判。
直到改⾰开放，去政治化的私⼈情感叙事重新出现在公众⾯前。回望 80-90 年代，⼤众⽂化中的爱情主题与相关讨论⼤多主张“敢爱敢欲”，强调释放个体的激情，批判“⽆欲之爱”的婚姻关系。作家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婚外情”的主题⾼举“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旗帜。
与此同时，这⼀时期众多影视剧的“⼩三”也往往以正⾯形象出现。⽆论是《来来往往》中热情洋溢，果敢坚毅的⼩三林珠，还是《牵⼿》中俞⻜鸿饰演的单纯⼥⼤学⽣王纯，这些⼥性⻆⾊在当时被认为是⼥性意识的觉醒，并为探讨婚姻关系内部结构开辟了新的空间。
除了⼩三形象，描写个体⾃由与婚姻关系冲突也是这⼀时期的影视主旋律。《⼈物》杂志在《过把瘾：绝版的 90 年代美⼈、⻛俗录与浪漫爱》⼀⽂中说到，“个体崛起。个体的欲望被看⻅并且合理化。爱情是个体欲望光谱中最醒⽬的部分，⽽⼤众⽂化⼜是时代精神最灵敏的感温器。由此，《过把瘾》⾥杜梅和⽅⾔之间激烈⽽⼜详尽的罗曼蒂克故事，在⼀个刚刚告别含蓄、僵固和空前政治化的年代，给所有中国⼈带来⼀场淋漓⾃由的夏⽇暴⾬。”
《过把瘾》中王志⽂扮演的角色将家中⿊板写满“爱”字。
2
当下爱情观的进退：
表面上更反叛，实际上或许更保守了
20 多年以后，社交媒体上关于爱情话题的讨论却深陷⼀种诡异的⽭盾状态。⼀⽅⾯，对个体欲望的承认与对⾃由爱情的追求成为⼤众共识。在亲密关系领域，“婚姻制度注定消亡”、“开放关系”、“性⾃由”等颇具变⾰意味的话题层出不穷；在性别议题上，以“⼥性主义”为代表的学术概念逐渐进⼊到⼤众视野，为更多⼈所知悉。但另⼀⽅⾯，包括婚内家暴、性侵、离婚杀妻等亲密关系暴⼒事件频发；“打⼩三”、⼤奶教”的追随者也层出不穷。
当下的爱情观究竟是进是退？
从表⾯上来看，我们迎来了⼀个前所未有的“恋爱⾃由”时代。在个体化的语境之下，性与爱情被进⼀步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道德承诺中解禁出来。然⽽，当我们细细观察，这种看上去的恋爱⾃由实际上正在成为⼀种新形态的性别剥削。
以“性⾃治”（脱离了婚姻和⽣育）为例。性的⾃治使得男性可以打着“约炮”的名义，游⾛于各类速战速决的灰⾊关系⽽免受情感或道德的指责。⼥性却在这⼀过程中惨遭“荡妇”、“不检点”、“活该”的污名羞辱。更重要的是，哪怕⼥性因为这种灰⾊关系受到情感伤害，也会在⽗权意识形态下不⾃觉地合理化压迫事实。在众多男艺⼈约炮事件当中，男性当事⼈往往只需要⼀句“已分⼿，各⾃安好”就能撇清责任；⼥性当事⼈不仅需要⼀遍遍向公众证明情感的真实性，还因为没有与男⽅确认明确的恋爱关系，⽽⽆法清晰指明对⽅的过错。
借⽤⽇本学者上野千鹤⼦的话来说，“对于⼥性⽽⾔，性解放是⼀种‘被倒⼽’的⾰命，以解放‘⼈’为⽬标的⾰命，最终只是借助⼥性的⼒量，解放了男⼈。
《⽗权制与资本主义》，[⽇]上野千鹤⼦ 著，邹韵/薛梅 译，绿林社 | 浙江⼤学出版社 2020 年 3 ⽉
如果性的⾃治只解放了男性，消费主义的盛⾏则进⼀步掩饰了两性关系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
回望五四时期，鲁迅针对“⾃由恋爱”的内在冲突，提出⼥性只有争取“经济权”，才能获得真正的⾃由。⼀百年后的今天，关于⼥性“经济权”的讨论却从市场经济中的性别结构问题，简化为⼥性是否获得了消费⾃由。不论是各类主打⼥性的节⽇，还是为了争取⼥性消费者⽽推出的⼴告，仿佛⼥性只要“你值得拥有”了，就实现了“经济权”的平等。
同时，国家统计局在近期发布的《中国社会中的男⼈和⼥⼈——事实与数据（2019年）》报告再次告诉我们，⽆论是出⽣性别⽐、婚姻⽣育、就业劳动，还是家庭、养⽼等⽅⾯，⼥性在婚姻关系中依旧处在结构性弱势的地位。
“在节育⽅法的选择中，宫内节育器超过 50%，是我国已婚夫妇采取的最主要的节育⽅
法。与之相对应的是，男性绝育仅占总⼈数的 3.3%。再排除避孕套和其它，⼥性承担主要⻛险和时间、精⼒及⾦钱消耗的避孕⽅法占到 78.1%。”
这种“表⾯反叛、内⾥保守”的爱情观也出现在近年来⼀路⾼歌猛进的国产影视剧之中。⽆论是打着“⼤⼥主”之名，⾏“霸道总裁爱上我”之实的职场悬浮剧，还是⼀路乘⻛破浪、智⽃⼩三的家庭保卫战，男⼥主⻆的爱情与婚姻关系表⾯看上去⾃由平等，实际上处处闪耀着对“⽗权意识”的内在体认。媒体⼈萝⻉⻉在“随机波动”的最新⼀期播客中指出，各类以“⽃⼩三”为爽点的国产剧不但没有推动爱情观念的更新，反⽽强化了⼥性过剩的领地意识，“当你成为⼀个⼈的太太之后，全世界的⼥性都有可能是你的隐形敌⼈，你有了⼀块领地，你要守护⾃⼰的领地。”
不只是国产剧，⻄⽅的不少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关于“爱情让位于权⼒与⾦钱”的表达。今年上半年，根据畅销⼩说《正常⼈》(Normal People，也译作“普通人”)改编的同名剧集引起⼴泛的关注与讨论。故事围绕玛丽安和康奈尔的相识相爱展开，并借由爱情⾔说背后隐藏的阶层、性别、家庭等社会议题。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篇《当“千禧⼀代”遭遇爱情，阶级与⾦钱变得更重要》⽂章中，作者援引⻄⽅剧评家的观点，提出“阶级差异”才是男⼥主⻆⽆法在⼀起的真正阻⼒：“我们在鲁尼⼩说中并未看到曾经那类典型的爱情模式，即⼀对年轻情侣遭遇种种困难最终在爱情的⿎励和抗争下终成眷属，反⽽是⼀地鸡⽑且狼狈地看到作为存在于社会中的爱情所遭遇的种种尴尬和壁垒。
也正是在这⾥，她悄⽆声息的把笔触指向那些在现代爱情故事——或说是社会中——再次浮出⽔⾯的东⻄，就如简·奥斯汀曾经⼀针⻅⾎甚⾄是严酷地指出的爱情和婚姻⾥的阶级与⾦钱的秘密。”
《正常⼈》剧照
当下爱情观这种⽭盾的状态，可能与社会⽂化整体趋于保守的态势有关。虽然年轻⼈在个体化浪潮的洗礼下吸收了更加⾃由开放的爱情观念，但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保守化的选择可能会更加安全稳妥。因此，如果我们仍然期望爱情是⽣活的热情之⽕与精神寄托，就需要为探讨爱情复杂性的⽂学艺术作品留有⾃由⽣⻓空间，⽽不是⽤⽚⾯的道德准绳去苛责和规训。
这样，爱情才更有可能在保守的浪潮涌来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精神净⼟”，给予我们憧憬⾃由⽣活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