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会昌五年（845年），晚唐诗人李商隐（约813-约858），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
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日后广为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作为一座从西周就开始定都的千年古城，此时，长安已经繁华了近两千年的时光，但这座与洛阳并称的双子星城市，已开始星光黯淡。
此时，距离大唐和长安陨落，还有62年。
▲剧照：帝国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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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各个统一王朝和各种势力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立都时间最久的还是长安，在宋代以前，先后有11个王朝、3位流亡皇帝和3位农民领袖在此建都立业，历时长达1077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国都，大唐长安城更是以87.27平方公里的面积，冠绝历代：唐代长安城甚至比隋唐洛阳城大 1.8 倍，比明代南京城大 1.9 倍，比清代北京城大 1.4 倍。
而大唐长安城的直接起源，是隋代大兴城。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有感于从汉代始建的旧长安城历经800年时光，城市狭小且久经战乱，加上历经八百年的人畜粪便等生活污染，“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于是，隋文帝杨坚指令建筑专家宇文恺作为总规划师，召集百万民工，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就在汉代长安城的东南方向，建立起了一座超级新城，史称隋代大兴城，这也就是盛唐长安城的直接前身。
进入唐代，唐朝继承大兴城为都，并加建了大明宫等建筑，像李商隐一样，诗人白居易（772-846）则在一个清晨，登上了长安城南的秦岭五台主峰观音台，回望这座规划严整的雄伟京城：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如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那时，在各个诗人的回忆中，这是一座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国都与万城之城，韩愈（768-824）就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中写道：：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诗人们对这座宏伟的都城充满了自豪，骆宾王（约619-约687）在《帝京篇》中写道：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然而，长安城在迎来近两千年的辉煌后，即将在唐诗的绚丽中走向陨落的终点。实际上，在唐朝于公元907年灭亡以后，长安城彻底衰落，此后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正式国都，而追究历史的渊源，一座兴盛近两千年之久的城市，为何在唐代灭亡以后急剧陨落？
说起来，这首先，源自大唐帝国人口的极盛与暗藏的危机。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当时中国人口统计为5959万人；历经魏晋南北朝动荡，到了隋朝大业5年（609年），已经统一全国的隋朝统计帝国人口为4602万人；进入唐朝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由于战争丧乱，加上人口逃亡，当时建国之初的大唐，政府能控制的人口仅为1235万人。
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到了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当时官方统计全国人口为5291万人，考虑到人口逃逸等问题，人口学家估算当时中国人口已达8000万人，超过了汉朝的巅峰时期。
作为帝国京都，人口学家估算当时的长安城内更是聚集了超过百万人口，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人口总数也超过了三百万人，对于一个帝国而言，极盛的人口，也意味着对于物资供应的过度开采，即将进入一个严重失衡的状态。
这首先，表现在关中地区森林资源的急剧锐减。
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
唐太宗李世民在《望终南山》中，就描写了帝国长安城濒临渭水，周边森林环绕的场景：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
出红抉岭日，入翠贮岩烟。”
晚唐诗人杜牧（803-约852），也曾经在《过华清宫》中，回忆了长安城周边森林植被茂密的情景：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尽管诗歌描述华美，但继承隋代，重新进入大一统帝国的唐朝，伴随着以长安以核心的关中地区人口逐渐膨胀，整个关中平原的森林资源正逐渐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从大规模的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加上历经千年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变得面目全非。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也是话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关中地区森林的大规模消失，是长安城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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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两千年的毁灭性开发破坏后，关中地区森林植被日益锐减，而失去了森林的涵养，与之相伴，则是曾经水资源丰沛、号称“八水绕长安”的景象逐渐消失。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对于关中地区“秦川八水长缭绕”的自然环境，唐中宗李显（656-710）就在《登骊山高顶寓目》中写道：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
阊阖雄里閈，城阙壮规模。”
中唐时期诗人邵偃也在《赋得春风扇微和》中写道：
“微风扇和气，韶景共芳晨。
始见郊原绿，旋过御苑春。
三条开广陌，八水泛通津。
烟动花阃叶，香流马上人。”
然而，“八水绕长安”、水源丰沛的格局，在历经从西周到唐代近两千年的森林砍伐破坏后，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已不断锐减消退，到了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进入北宋后，“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六次之多。
▲“八水绕长安”的衰退，是长安城风水幻灭的开始
在“八水绕长安”日渐消逝的同时，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关中地区这种由森林滥砍滥发引发的水源枯竭和次生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对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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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大规模砍伐，导致“八水绕长安”逐渐消逝的同时，失去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的局面日益加剧，这其中就表现在唐代时黄河的正式形成。
实际上，在先秦以及秦、西汉初期，古人对于“黄河”都称为“河”，因为当时黄河水质清澈，并不存在大规模携带泥沙的问题，《诗经·伐檀》就写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战国以前的先秦时期，当时黄河流域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因此先人在此砍伐檀树等大型乔木，“河水”的清澈水质更是成为古人诗歌的歌颂对象，然而到了战国后期，随着人类开垦、战争破坏的影响，黄河中游的森林开始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破坏。
以黄河的支流泾河为例，泾河到了战国后期的含沙量已经很高，随着秦汉定都关中，日趋繁盛的人口活动和关中地区经营需要，使得大规模的毁林造田不断出现，于是，到了西汉中期，泾河更加浑浊，出现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特点。
到了战国后期，黄河开始被称为“浊河”；到了唐朝，随着帝国人口的飙涨，和整个黄河流域森林砍伐日益严重、水土流失、泥沙裹挟，“黄河”的名称开始固定下来。 这也就是李白的《将进酒》中所写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随着森林砍伐的加剧，黄河在唐代时的泛滥也日益加剧。据统计，在两汉的 400 多年间，黄河只决溢了9次 , 平均每40年1次 ；而在唐代290年的历史中（618-907年），黄河共决溢24次 , 平均每12年1次，频率大大提高。
▲黄河在唐代开始频繁泛滥
由于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加上泥沙淤泥影响漕运，这就使得需要依靠黄河进行漕运的长安和关中地区，受到了致命影响。
由于人口日益膨胀，唐代时的长安，已必须以漕运为生命线。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而整个关中地区的人口，更是达到了300万人之众。
但与嗷嗷待哺、日益膨胀的人口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后，尽管帝国新生，但缺粮的魔咒却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当时，从中唐时期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江淮地区转移，这就使得大唐帝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必须仰赖江淮地区的粮米和财赋供应，才能维持运转，但当时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再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而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由于物资供应艰难，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皇帝就不得不东迁到靠近黄河、方便漕运的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705年间，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712-756年），李隆基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而迁到洛阳“就食”。
唐玄宗后期，京兆尹裴耀卿主持改革，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
在漕运改革的基础上，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从而使得地窄人稠粮少的关中地区得以粮食充裕，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了“就食”东迁洛阳。
而在解决了关中地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大唐帝国逐渐进入了开元盛世的最高峰，为此，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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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河流域的频繁泛滥和泥沙淤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政治清平时，唐朝政府还有能力组织对漕运的枢纽、大运河进行疏浚，但随着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对于黄河和大运河的治理工作开始荒废下来，这就使得维持长安城生存的漕运血脉，受到了严重威胁。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此后，唐朝历经八年时间才平定叛乱，但藩镇割据随之而来，使得唐朝中央的控制能力急转直下，对于大运河的清淤工作也逐渐废弛。
实际上，早在唐朝初期，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积屯就非常严重，行船很是艰难。
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财力和控制力的减弱，加上关中地区水资源日益衰竭，关中地区水流泥沙不断淤泥，因此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而杜甫曾经在《后出塞》中所写的“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的漕运情景，也逐渐消失。
自身生产不足，依靠黄河和大运河的漕运又日益艰难，这就使得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赖以为生的漕运血脉，日益淤积不通。
对此，诗人杜甫在《逃难》中哀叹说：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由于漕运日益艰难，加上安史之乱以后跋扈的藩镇经常阻断大运河，这就使得长安城在安史之乱以后，更加陷入了物资供应的窘境，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都陷入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到消息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大运河，是长安和大唐帝国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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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中地区生态日益恶化的同时，整个黄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
作为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导致的次生灾害，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由于黄河等水患严重，加上旱灾频繁，因此实际上早在唐太宗时期，经常伴随水旱灾害相生的蝗灾，就开始频繁侵袭整个大唐帝国，以贞观二年到贞观四年（628-630年）为例，当时整整三年间，整个大唐帝国都处于严重的蝗灾袭扰下，此后，小蝗灾每隔几年，大蝗灾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
当时，从西汉的董仲舒开始，就习惯将蝗灾作为“天谴”来警示君王，鉴于蝗灾的超级破坏力，到了唐朝时，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将蝗虫敬拜为神虫或虫王，认为蝗虫不是人力可以战胜的，统治者应该“修德禳灾”。
到了唐玄宗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唐帝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蝗灾，对于当时有人主张应该灭蝗，当时甚至连宰相卢怀慎都认为，蝗是天灾，大规模瘗埋会“杀虫太多，有伤和气”。
对此，甚至连大诗人白居易也天真地写诗道：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
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
当时，民间普遍建立有八蜡庙和虫王庙祭祀蝗神，在山东大蝗的情况下，民众甚至“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面对这种从上到下的迂腐习气，宰相姚崇怒斥说：
“庸儒执文，不识通变！”
姚崇说，如果蝗灾不除，势必导致“苗稼总尽，人至相食”，为此，姚崇坚决向唐玄宗请求灭蝗，他说，如果因为“救人杀虫，因缘致祸”，那么我姚崇就请求独自承受上苍的惩罚，“义不仰关”。在姚崇的力请下，唐玄宗最终下令灭蝗，“由是连岁蝗灾 ，不至大饥”，“蝗因此亦渐止息”，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但大唐帝国在政治清平时，治理蝗灾尚且争议重重，一旦发生动乱，则政治执行力立即下降。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蝗灾明显加剧，其中公元783-785年连续三年大蝗，836-841年连续六年大蝗，862-869年连续八年大蝗，875-878年连续四年大蝗。
▲大唐毁灭的背后，是水旱蝗灾的高发和失控
就在这种藩镇割据、政治治理失控、蝗灾四起的背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年），由于唐朝政府财政拮据、克扣兵士薪水，长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为超过役期却不能返乡，随后发动兵变，并拥护庞勋为首领北归，这支叛变的军队在抵达淮北地区时，刚好碰上江淮流域连续多年蝗灾，加上当时再次水灾，“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由于水旱蝗灾并起，无数失去生存依托的灾民纷纷投靠庞勋的部队，使得庞勋的军队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万人，尽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力镇压最终失败，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也在水旱蝗灾的助力下迅速扩散。
庞勋失败后，唐朝境内的蝗灾继续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内的蝗灾更是“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面对这种遍布整个帝国北部的大蝗灾，唐朝的官僚群体却忽悠唐僖宗说，蝗虫全部自己绝食，“皆抱荆棘而死”了，为此，当时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祝贺说这是上苍有灵。
面对大规模旱灾和蝗灾蔓延的局势，当时有百姓向唐朝的陕州观察使崔荛哭诉旱灾、蝗灾之巨，没想到崔荛却指着官署里的树叶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然后将请求赈灾的百姓暴打一顿了事。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相继侵袭，唐朝整个官僚集团却从上到下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于是，整个唐帝国内部，人民开始“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就在蝗灾肆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重的濮州（今山东鄄城）领导发起了一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王仙芝在878年被杀后，他的余部又继续投靠黄巢，而黄巢大规模起事的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对此，唐京西都统郑畋在其讨伐黄巢的檄文中就写道：“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虽加讨逐，犹肆猖狂。”明确指出旱灾和蝗灾相继侵袭，正是直接激发王仙芝、黄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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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黄巢率军攻破长安，不久唐朝官军又反攻入城，随后黄巢又再次反攻进入长安。在这种反复的争夺中，先是唐朝官军在长安城中大肆抢掠，然后恼怒长安居民帮助官军的黄巢，又指使军队对长安进行了屠城，“（黄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当时，黄巢军队共“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
经过这场血腥的反复争夺，长安城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对此，亲身经历此事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著名长诗《秦妇吟》中写：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
……
六军门外倚僵尸，七寨营中填饿殍。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在这场公元883年的黄巢之乱中，当时，长安城“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昔日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黄巢之乱，是长安城彻底陨落的因与果
黄巢之乱平定后，从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长安城又先后经历了三次动乱：其中885年宦官田令孜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尽管长安城此后有所修复，但到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打击，则是来自朱温。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
“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宫室。于是，在从881年至904年的四次动乱中，历经多次动荡的大唐长安城，最终在一次次的战火和人为破坏下走向毁灭，并堕入陨落深渊。
三年后，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唐代长安城，至此彻底覆灭。
尽管长安城在唐代以前屡屡被毁、又多次复兴，但从唐朝末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朱温下令拆毁长安城，至此，长安城再未崛起。
而追究根源，除了政治动荡外，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在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可耕地面积锐减、自然灾害频发、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无法支撑作为帝国首都的重负。
进入五代十国后，长安周边又战乱不断。
到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
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此后，在整个五代十国及两宋期间，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在破碎的时空里，那座唐诗里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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