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领导人正在参考中国在控制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取得的进展，以指导本国防疫工作。但专家表示，如果没有系统化的检测和隔离机制，整体封锁是不够的。

2月，武汉塔子湖体育馆改建而成的临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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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领导人正在参考中国在控制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取得的进展，以指导本国防疫工作。

但医生和卫生专家表示，他们可能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这些专家称，1月23日武汉和附近两个城市的封城措施帮助减缓了疫情向中国其他地区的蔓延，但并没有真正阻止病毒在武汉的传播。相反，据当地医生和病人表示，这种病毒继续在待在家里的家庭成员中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院不堪重负，无法收治所有的病人。

真正扭转武汉疫情局面的是2月2日之后采取的更积极、更系统化的隔离机制：疑似或轻症患者、甚至健康的、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被送往方舱医院和临时隔离点。

这一策略需要将数百家酒店、学校和其他地方改造成隔离点，建设两所新医院，并在公共建筑中建立14个方舱医院。该策略还凸显了冠状病毒检测能力的重要性，当地有关部门称，2月中旬的日检测能力从1月底的200例扩大到7,000例。

但许多遭疫情重创的西方城市似乎并没有采取此类举措。因此，不少医生和专家称，就算欧美目前的封锁措施执行得力，能够减缓新增病例的增长速度，但仍不足以阻止疫情蔓延，也无法避免许多医院出现武汉医院在疫情初期的那种人满为患的情况。

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全球公共卫生教授斯里达尔(Devi Sridhar)称，很多经验教训都未引起注意。斯里达尔称，封城能争取时间，但要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展开追查，找到感染者。

3月19日，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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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达尔表示，要想控制疫情，美国、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最终将不得不像武汉那样，改建多个方舱医院和隔离点，用于对更多病例进行隔离。

“若无神助，我认为没有其他出路可寻，” 斯里达尔称，“我们正朝着上述方向努力，只是行动太迟缓。”

在纽约市，联邦政府部门计划将曼哈顿的雅各布·K·贾维茨会议中心(Jacob K.Javits Conference Center)改建成多所方舱医院，共可提供1,000张床位。纽约也一直在考虑将酒店整体改造成医院，但目前还不清楚能提供多少床位。

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说，最重要的是把感染者和健康人分开，建议把酒店作为隔离中心，把人隔离在单独的房间里。

他说，只要关掉中央空调就好了。

他还说，最近几天，他接诊的个别因其他疾病就诊的病人，其体内已经产生了病毒的抗体，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在他看来，武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

据中国卫生部门称，自去年12月首次发现冠状病毒以来，武汉累计确诊病例已达5万多例，占中国确诊病例总数的61%，其中大多数与一个出售野味的市场有关。

截至周二，冠状病毒已导致武汉2,524人死亡，占中国死亡总数的77%，病死率接近5%，为世界最高。

不过，自2月底以来，官方公布的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数一直在下降。在过去的六天里，武汉仅有一例新增病例，有关部门已关闭所有方舱医院，并开始放松封锁措施。

中国政府周二表示，从周三开始将放松大规模隔离举措，允许健康人员离开中部省份湖北，但省会武汉除外，武汉的出行限制将于4月8日实施类似放松。

许多外国政府最初排除了封锁的可能性，称这种做法在民主国家是行不通的，但现在都开始实施类似的限制，尽管没有那么严厉，只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拿出相应的行动来筛查和隔离病例。

一些外国专家和官员对于把武汉作为样板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中国地方当局在早期试图掩盖问题的规模，并且在武汉封锁前有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

一些人也仍然对中国的官方数据持怀疑态度。武汉市卫健委周一表示，无症状病例正在检疫中心接受隔离，但不包括在已公布的确诊病例中，即使他们的病毒检测呈阳性。

其他人则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放松对旅行和工作的限制，可能会遭遇第二波大规模感染，而且中国的做法经济代价太高，无法复制。

与此同时，一些武汉的医生和居民认为，对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过于突然也太严格，而且为时已晚，导致武汉的死亡率过高，因为医院没有为患者大量涌入做好准备。

3月15日，武汉，外卖骑手把食物举过阻止他人进出居民区的障碍物递给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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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医护人员称，由于最初缺乏防护设备和传染病方面的培训，许多医务人员也被感染。

但据许多专家称，武汉在2月2日之后实施的更加系统化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与韩国和新加坡实施的似乎也很有效的措施类似。

韩国起初试图将所有确诊病例收治入院，该国检测的人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随着病房不堪重负，该国从3月1日开始新冠感染病例划分为四类：无症状、轻症、重症和危重。

只有重症和危重患者才入院治疗，而轻症和无症状患者则被安置在被称为“生活治疗中心”的临时医院。

在新加坡，所有疑似病例都已在医院隔离，而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在政府运营的设施或家中得到系统性的追踪和隔离。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WHO)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Mike Ryan)周日警告称封锁措施不足以控制疫情，并敦促各国政府集中精力发现和隔离感染者及其接触者。

他说，仅有社交隔离不行，仅有封锁措施也不行。他表示：“在中国、新加坡和韩国，他们非常专注于准备一套全面的战略。”

由武汉一家展览中心改建而成的临时医院门口的保安人员。

武汉关闭超市后，工作人员不得不把打包好的食品送到居民手中。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Ian Lipkin)今年1月访问了中国，他一直在为中国的卫生官员提供建议。他表示，美国应该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家政策，然后转向分层隔离体系，直到疫苗到位。

他说：“我们必须将需要立即就医的患者、没有或只有轻微症状的已知感染者、根据接触史疑似感染者、以及没有已知接触史的身体健康者分开隔离。”

武汉1月23日率先宣布封城时，中国有关部门确实致力于筛查病例。确诊和疑似病例应在医院接受隔离，密切接触者应在家中自我隔离。

问题是，武汉的医院当时仅能为疑似和确诊病例提供4,000张床位，很快就因患者大量涌入而不堪重负。据专家使用数学模型估计，那时候感染者已然数以万计。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到1月27日，每天约有1.5万人到武汉市的发热门诊就诊。许多人未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就被打发回家了。

武汉市委副书记胡立山曾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月初，去过发热门诊后居家自我隔离的共有20,629人；这一数字不包括还没有去过医院的病人。

他说，已经确诊的和很多疑似的病人没有住进指定医院救治，形成了“堰塞湖”，让人很揪心很痛苦。

关键的变化出现在2月2日。当时武汉卫生部门要求社区领导将病例进行分类，只将确诊病人送往医院，其他人则送往方舱医院或隔离点。

当地官员和医生称，按照新政策，疑似病例也与其他类病人分开隔离，例如最近出院的患者和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这项新政策的落实经历了大约两周时间。

最后约有1.2万人住进了方舱医院。

2月初，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动身前往武汉之前向同事们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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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疗科(ICU)主任杜斌称，隔离所有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是控制武汉疫情的转折点。

他也同意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强调检测的重要性。他表示，除了病毒检测外他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鉴别出新冠肺炎病例，无法鉴别也就无法确定应该被隔离的人，也无法追踪与隔离密切接触者。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数万名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生和护士被派遣到武汉。当中包括来自深圳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孟新科。

他于2月9日抵达武汉，被安排在一个展览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工作。这家方舱医院有40名医生和1,461张床位，收治确诊的轻症患者。他表示，分出病情较轻的病人是节约资源的好办法，他还称，每班有五名医生就能够照顾400名病人。

他的日常工作包括检查病人的生命体征，给他们用药，进行检测，以及发现那些从轻症向重症转移的病人。他说，大约两周后，他的团队注意到，从一些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中，有约10%-15%的人后来出现了“复阳”，这可能表明他们体内的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

2月22日，武汉要求所有出院的患者到隔离点再观察两周，而不是直接回家。

武汉红十字医院病房里，一名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查看CT扫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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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家称，其他缺乏检测试剂盒的国家也可以借鉴武汉的经验。由于无法对成千上万的疑似病例进行检测，湖北卫生部门在2月4日允许医生用CT影像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

这导致确诊病例激增，令外界一片哗然。但到2月19日，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数百例，到3月11日已降至个位数。自2月18日以来，死亡人数也稳步减少。

武汉同济医学院医生牵头的一项近期研究估计，在1月23日开始封城之前，新冠病毒在武汉的繁殖率约为3.68。病毒繁殖率指的是每名感染者感染的平均人数。

该研究发现，2月2日至18日期间，该病毒的繁殖率降到了0.32。繁殖率降至1以下才能遏制住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