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谈论这次疫情的最新文章，发表在write.as上。到目前为止，亚洲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似乎比欧洲更有效和迅速，这是为什么？韩炳哲首先讨论了大规模数字监控的作用，这比欧洲关闭边境的主权式措施更有效。东亚社会普遍缺少数据隐私的保护意识，网络提供商采集人的日常生活、出行信息，摄像头采集人的面部、体温等生物信息，与政府共享，并通过应用软件公开。采取国家性举措向全民提供口罩也至关重要，而欧洲则对此不在意，再加上口罩的生产早已转移至中国，此时就连医生也难以获得防护效果好的口罩。当人们不戴口罩地挤公交和地铁，限制出行的措施就起不到效果。
韩炳哲同时指出，病毒的危险确实不容低估，但它引发的恐慌似乎夸张得不成比例，各国政府在防疫宣传中用上了战争用语，敌人的概念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新自由主义为了加速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废除了冷战时期无处不在的边界和围栏，当病毒闯入一个“在免疫上被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的社会”，就引起了强烈的恐慌和震惊。死亡把被数字化废除的现实再次摆到人们面前，这对于一个重视生存胜过生活、情愿用全部生命力量延续生命的“生存社会”来说，更是巨大的打击。
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病毒而自行瓦解，人们在保持隔离方面的团结，不同于梦想一个更和平的社会的那种团结。如果大数据监控因为这次疫情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紧急状态将成为常态，生存社会的不人道将被推向极端。我们必须用理性限制新自由主义的无限放任和它破坏性的流动性，才能挽救自己。
韩炳哲
文｜韩炳哲
译｜苏子滢
新冠肺炎是一次系统测验。亚洲对疫情的处理显然比欧洲更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只有少数几例感染，台湾地区报告了108例，香港193例。另一方面，德国在短期内就已有14481例（截止至3月19日）。韩国和日本都已经渡过最艰难的时期，那怕是作为疫情发源地的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疫情。
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没有实施封城（Ausgangssperre），也没有关闭商店和餐馆。同时，许多亚洲人纷纷逃离欧洲，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想回国，因为觉得那边更安全。航班价格成倍增长，目前去中国和韩国的机票已经很难买到了。
欧洲则步履蹒跚（straucheln），病例呈指数增长，似乎无法控制疫情。意大利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岁数大的病人被拔掉呼吸机，让给更年轻的人。欧洲可见的管控措施都是空洞的姿态（leerer Aktionismus），关闭边境只是主权的绝望表达。我们感觉穿越回了主权的时代，主权者决定进入紧急状态，主权者关闭边境。
然而这些做法只是无效的主权展示。欧盟内部紧密合作会比盲目关闭边境更有帮助。欧盟禁止外国人入境也是个完全无意义的举措，现在不会有人想去欧洲。更有意义的做法应该是禁止人员离开欧洲，以保护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欧洲是目前疫情的焦点地区。
对国家的信任
与欧洲相比，已证明能有效抗击疫情的亚洲体系有什么优势呢？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条件（儒家思想）（编者按：在历史上）已经是专制的。人们比欧洲人更顺从、服从（folg- und gehorsamer），也更信任国家，其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说组织得比欧洲更严格，不仅中国，韩国和日本也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亚洲人动用了大规模数字监控来对抗病毒，他们相信（vermuten）大数据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有巨大潜力。
可以说，在亚洲不仅是病毒学家或流行病学家在抗击病毒，信息科学家和大数据专家也尤为重要。欧洲尚未认识到这种范式转变，数字监控的辩护者将宣称大数据能拯救人命。
在亚洲几乎没有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即便是在日本、韩国，人们也很少谈论数据保护，没有人反对疯狂的行政数据采集。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信用评分系统，可以对公民进行全面评估，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不受约束的数据交换
移动和网络提供商与政府机构（Behörden）之间的数据交换，使社会监控在中国成为可能。
中国为数众多的公共视频摄像机，其中一些具有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甚至可以记录下脸上的痣。配备人工智能的公共视频摄像机可以在公共场所、商店、街道、火车站和机场观察和评估每个公民。
整个数字监控基础设施现已证明其在控制流行病方面十分有效。当某人到达北京火车站，他会被测温摄像头自动识别，如果他的体温太高，与他同在一辆火车车厢里的人会在手机上收到自动通知。监控系统知道谁坐在哪里。
社交媒体上甚至有报道称，无人机也被用来实施隔离，当有人偷偷打破隔离，一架无人机出现会并命令他们回家，也许它还能打印出一张罚单飘到那个人身上——谁知道呢。这在欧洲是一种反乌托邦情形……
不仅中国如此，韩国、新加坡和日本也缺乏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他们醉心于数字化。这种局面也有其文化背景，亚洲流行集体主义，没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己主义，后者在亚洲当然也很猖獗。
在对抗病毒方面，大数据显然比欧洲目前无意义的边境关闭措施更有效。然而由于数据保护，欧洲不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的移动和互联网提供商会把客户的敏感数据与健康管理部门共享。
数字调查组
国家知道我在哪里、我遇见谁、我做什么、我在找寻什么、在想什么、我吃什么、买什么、去了哪里。将来等到有可能时，体温、体重和血糖水平也将由国家控制。数字生物政治学和数字心理政治学将地活跃地管控（steuren）人类。
武汉成立了成千上万的数字调查组，它们仅凭技术数据就能追踪潜在的感染者。仅凭大数据分析，它们就能发现谁可能被感染，谁必须进一步观察、谁必须隔离。未来在于数字化，在传染病方面也是。从传染病的角度，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主权。主权者是掌握数据（控制数据）的人。当欧洲宣布紧急状态、关闭边境时，它凭借的还是旧的主权模式。
不仅是中国大陆，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数字监控也为控制疫情发挥了全力（in vollen Zügen）。台湾地方当局同时向每个公民发送短信，以确定联系方式或通知人们受感染者去过的地方和建筑。台湾地区很早就结合了不同数据，通过人们的出行来查找潜在的感染者。
在韩国，在一栋曾有被感染者去过的楼里吃饭的人，都会在新冠应用程序上收到警告，被感染者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记录在应用程序中。人们很少关注数据保护和私人领域。韩国的每栋建筑、每间办公室或商店都有监控摄像头，想避开摄像头的拍摄在公共场所走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移动数据和录像资料，可以生成受感染者的轨迹的完整概况。每个受感染者的行踪都被公布了出来，就连秘密的爱也可能泄露给公众。韩国卫生部有一个所谓的“追踪器”，日夜查看录制的视频资料，以描绘受感染者的活动概况并检测接触者。
防护口罩也是亚洲和欧洲的一个显著区别。在韩国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可以过滤病毒的特殊口罩出行。这不是普通的外科口罩，而是与被感染者接触的医生戴的特殊防护口罩。最近几周，为公民提供口罩是韩国的首要课题。
工作场所的防护面具
药店门前排起长队。能多么有效率地为全体民众提供口罩，成为衡量政治家的标准。生产口罩的新机器很快就被造了出来。目前，口罩的供应似乎是成功的。有一个应用软件能告诉人们出售口罩的最近的药店。我认为，向全体民众提供口罩的举措在亚洲对于遏制这一传染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韩国人甚至在工作时戴口罩，政治家也戴着口罩与公众接触。即使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国总统也公开戴着口罩。在韩国不戴口罩的人会被责骂，而在德国人们却听说口罩没什么用——这是无稽之谈。如果没用为什么医生要戴口罩呢？
口罩必须经常更换，因为当它聚集的水分过多，就会失去过滤功能。但这时，韩国人发明了一种 “新冠口罩”，它带有纳米过滤器，甚至可以清洗，能在一个月内保护人们免遭病毒感染。在还没有疫苗或治疗方法之前，这其实是个相当好的解决方案（Heilmittel）。
而在德国，就连医生也得飞往俄罗斯获取口罩。马克龙征用了口罩，以分发给医务人员，但他们收到的是没有过滤的普通口罩，还被告知说这些口罩对防护新冠病毒就已经够了，这完全是谎言。欧洲步履蹒跚。如果人们还在高峰时间挤地铁和公交车，关闭商店和餐馆又有什么意义？
文化差异
我们该怎么在地铁和公交上保持距离？在超市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口罩是可以拯救性命的。一个分为两个阶级的社会出现了：自己有车的人面临的危险较小。哪怕被感染者可以戴上普通口罩，也能有效阻碍病毒的传播。
德国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个别戴口罩的都是亚洲人。在德国的韩国人抱怨说，如果他们戴口罩会显得很奇怪。这里显然是另一种文化差异在起作用。德国盛行的个人主义与裸露的脸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看了很多韩国的图片，我已经太习惯戴口罩者的形象，以至于我的柏林们同胞裸露的脸看起来几乎是淫秽的。我也应该有一个口罩，但在这里我什么也得不到。
过去，口罩的生产也与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已经转移到中国了，因此欧洲没有口罩。亚洲国家试图为全体人口提供口罩，当中国的口罩也开始稀缺时，他们就改造工厂来生产口罩。而欧洲，即使是医务人员也得不到防护口罩。
只要人们继续在没有防护口罩的情况下挤公交和地铁，封锁令就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人们在高峰期的公交和地铁上怎么保持距离？这场传染病的一个教训应该是，要让防护口罩、药物等医药用品的生产重新回到欧洲。
恐慌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新冠的危险确实不可低估，但这次疫情造成的恐慌是不成比例的。就连致死率更高的西班牙大流感也没有对经济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影响。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世界对一种病毒的反应恐慌得如此过分呢？
马克龙甚至谈到了战争，谈到我们必须战胜的无形敌人。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回归吗？西班牙大流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那时每个人都被敌人包围着，没有人把这种传染病与战争或敌人联系起来。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
免疫组织化的社会（immunologically organized society）就像冷战时期的那样，是由边界和围栏形塑的，它们阻碍了商品和资本的加速流通。全球化废除了（abbauen）所有这些免疫-门槛，以便为资本铺平自由之路。如今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满了普遍的混乱和放纵，这也减少了（abbauen）外来者和敌人的消极性。
无限放任的社会
如今威胁我们的不是敌人的消极性，而是体现在过度表现（überleistung）、过度生产和过度交流（überkommikation）中的过剩的积极性。敌人的消极性不属于我们这个无限放任的社会。他人的抑制让位于抑郁，外部剥削让位于自我剥削和自我优化。在精英统治（Leistungsgesellschaft）下，人们主要是向自己发起战争。
现在，病毒突然闯入了一个在免疫上被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的社会。在彻底的惊慌中，免疫门槛被重建，边界被封锁。敌人回来了。我们不再与自己作战，而是与看不见的外来敌人作战。面对病毒的巨大恐慌是面对新敌人时的一种社会性，乃至全球性的免疫反应。这免疫反应如此严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没有敌人的积极性社会中生活了很久。如今这病毒被看作一种永久性的恐怖。
大恐慌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又与数字化有关。数字化废除了（abbauen）现实，现实通过一种可能令人痛苦的抵抗被体验。数字化以及整个“点赞”的文化，废除了抵抗的消极性。充斥着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的后事实（post-fact）时代，产生了对现实的无动于衷。这时真实的病毒——而不是计算机病毒——引发了震惊。现实，抵抗，以一种敌人病毒的形式再次出现。人们对病毒的严重、夸张的恐慌反应，可以追溯至这种现实震惊。
最重要的是，对病毒的恐慌反映了我们这个生存的社会（the society of survival），其中全部的生命力量都被用来延长生命。对美好生活的关注让位于对生存的歇斯底里。生存社会也对享受持敌意。健康代表了最高的价值。围绕禁烟令的歇斯底里归根结底是对生存的歇斯底里。
我们愿意牺牲一切
对病毒的恐慌反应揭露了我们社会的基础。病毒使死亡再次变得可见，我们本以为已经把它驱逐到了不可见处。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我们心甘情愿地牺牲一切让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求生的苦战。
现在爆发的反病毒战役是它的病毒性延续（Fortsetzung）。生存社会如今显露了它不人道的特征。他者，首先是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我们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它危及我的生存。对美好生活的关注必须被放到生存斗争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传染病之后的生活会变得比以前更一味关注生存，那么我们自己也会变得像病毒，像一种只会增加，只会生存而不会生活的不死物（untoten Wesen）。
金融市场面对传染病的恐慌反应，是它固有的恐慌的体现。全球经济的极度扭曲使它非常脆弱。尽管近年来股市指数曲线不断上升，各国央行冒险的货币政策也已经酝酿了一场被压抑的、即将爆发的恐慌。
这次的病毒可能只是导致水溢出瓶子的最后一小滴。金融市场的恐慌并不表示对病毒的恐惧，而是它们对自己的恐惧。即使没有病毒的，崩溃也可能发生。或许病毒只是更大规模崩溃的前兆。
齐泽克声称这次病毒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致命打击，并唤起了一种隐含的共产主义（引自一篇译为“我们同处一条船上”的文章）。齐泽克错了。这些都不会发生……数字监控现在将会被作为对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传。它将借此机会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统。
传染病过后，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量（Wucht）向前推进。游客们将再次践踏这个星球直至它死亡。病毒不能取代理性。此外，我们西方人也很可能还是会接受中国式的数字监控。
正如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已经说过的，这次冲击是一个新统治系统确立自身的有利时机。新自由主义的建立通常是在造成震惊的危机之前，韩国或希腊就是这样。希望在这次病毒震惊后，欧洲不会产生数字监控国家。如果是那样，紧急状态（“例外”）将成为常态，正如吉奥乔·阿甘本所担忧的，病毒将创造出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没能真正实现的东西。
病毒不会打败资本主义，病毒革命不会发生。没有能革命的病毒。病毒将我们隔离开，它不会产生强大的“共同性”（ Wir-Gefühl）。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生存，让人与人保持距离的团结一致不是使我们梦想另一个更和平、更公正的社会的团结一致。我们不能把革命让给病毒。我们希望在病毒之后能有一场人道的革命。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类，必须重新考虑并从根本上遏制破坏性资本主义以及我们不受限制的破坏性流动性，以拯救气候和我们美丽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