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的大江大海

　　文／林世钰

　　凌晨5点半的福州街头。

　　寂静的马路缓缓吐出几辆车，发出轻轻的叹息。路边的小店，勤劳的店主夫妇摆出了豆浆馒头包子。在豆浆腾腾的热气中，父亲的脸模糊而忧伤，但他故作镇定地说，你放心回美国吧，妈妈有我照顾呢。

　　我忍住眼里的泪，微笑着问：爸，你要什么豆浆，原味还是花生？馒头还是包子？

　　与父亲拎着豆浆馒头往医院的方向走，一路沉默，谁也不敢说话。唯恐一说话，就会把那层忧伤的薄雾戳破，到时两个人真情毕露，就很难收场了。

　　弟弟的车来了，我装好行李，与父亲挥手道别。他兀立在医院门口，忧伤那么透明，像清晨的薄雾。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不敢回望。因为我知道，那栋住院楼11层55号病床上，面目消瘦的母亲一边进行痛苦的化疗，一边念叨着即将返美的我；我亦不敢前瞻，因为我要去的美国新泽西小镇，疫情蔓延，我亲爱的女儿和先生已经相依为命两月有余了。

　　车开动了。我偷偷回头，只见父亲伫立在原地。他冲我一笑，但很快，厚重的忧伤把笑容覆盖了。

　　四月，残忍的春天

　　死亡

　　在土地上哺育着紫丁香

　　在尚未消逝的记忆力

　　掺杂着难以满足的欲望

　　用清新的甘霖滋润着

　　麻木不仁，沉睡的草根

　　冬天带来了温暖的大地，

　　用雪把过去埋在遗忘里

　　又用干枯的块茎

　　培植着一线生机

　　（艾略特《荒原》）

　　1

　　天空发出裂帛的声音

　　元月15日，当我收拾回国的行囊时，不知道自己即将一脚踩进疫区，从此脚底粘泥，居然滞留了两个多月！

　　2019年12月底，我们全家还在墨西哥旅行，突然接到弟弟的微信：妈妈刚做完体检，情况不太好。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元月3日，弟弟告诉我：确诊了，肠癌中晚期。顿时觉得山河失色，再美的风景似乎都是对生活的嘲弄。头顶湛蓝的天空，一下子发出裂帛的声音。

　　从那天起，我知道，漫长的青春期终于结束了，所谓的岁月静好已经被现实拦腰斩断了。生活露出了它真实的面目。

　　元月7日，母亲做了癌细胞切除手术。我看到弟弟发来的视频，往日身体强壮的她如今脸色惨白，说话气若游丝，我的心碎了一地。

　　元月15日，我匆匆收拾行囊，带了一箱子的维生素和蛋白粉往回赶。

　　元月17日夜里十点，我赶到了母亲所在的福州医院。当我推开病房的门，看到瘦弱的她睡觉都蹙着眉头，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借着卫生间透出来的朦胧的光，我发现母亲瘦了许多，头发支棱着，像一只受惊的刺猬。我摸了一下她的手，绵软无力，心一酸。

　　接下来三天，我和父亲白天黑夜轮流陪妈妈。

　　那个时候，医院已经有人开始带口罩了，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每天都还在裸奔。下楼买饭，扶母亲在走廊散步，找医生，陪床……我不知道，新冠病毒那时已经摩拳擦掌，像洪水猛兽一样朝人类猛扑过来，寻找可以栖息的宿主。而母亲所在的住院楼里，已经住了几个新冠病人。

　　当时我也听说武汉有了几起肺炎。但那会儿我和父亲的眼里只有一件事——清洗母亲腹腔的导流管是否畅通。每天夜里，不管是我还是父亲陪床，都要爬起来观察好几次。整个世界在我们眼里，只剩下了那根细细的导流管，它以外的万物都不复存在了。

　　元月21日，医生匆匆让母亲出院了。

　　当时，一个当过医生的朋友紧张地告诉我，武汉肺炎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你和妈妈在医院一定要小心防护。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答应着，一边琢磨着出院后如何给母亲换造口。

　　元月23日，武汉封城。我惊呆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回国的飞机上那么多人戴口罩，为什么医生匆匆让母亲出院，为什么在武汉当过医生的朋友那么郑重吩咐我。原来，在平静的背后，暴风眼冷峻地盯着我，而我竟浑然不觉。我出了一身冷汗——无论是刚动过手术、身体虚弱的母亲，还是尚在倒时差的疲惫的我，都是病毒青睐的对象啊！

　　就这样，我被无常的命运撞了一下腰，在国内滞留了两个多月。

　　2

　　没有年味的年

　　距离春节只有一两天了，但是大家无心置办年货，只是一天天捱着。

　　弟弟终日坐在楼下的火炉边烤火，眉头紧锁，为他不知何日开业的公司忧心忡忡。哥哥和嫂子负责做饭，每餐变着花样给大家端出一桌饭菜。餐桌上，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再好的食物，吃到嘴里都味同嚼蜡。只有7岁的小侄子，目光炯炯地盯着红烧肉，眼里充满渴望。父亲几乎全程不说话，匆匆扒完一碗饭后，就肃立在窗前，凝视着窗下流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吃饭的整个画面，犹如梵高的画《吃土豆的人们》那般沉重：昏暗的灯光下，一群衣衫破旧的男人和女人在默默吃土豆。他们的每根皱纹，每个表情，都隐藏着生活的艰辛以及对苦难的隐忍。

　　母亲身体虚弱、几无食欲，每天被我们哄着坐到桌前，挣扎着吃了几口饭菜，然后索然无味地下去了。偶尔看到她吃半碗米饭，我们都欢欣雀跃半天。

　　饭后，我习惯性地去洗碗、拖地。收拾完毕，看着干净的灶台和地面，感觉好了许多，似乎生活的乱麻被我捋顺了一些。闲暇时刻，我喜欢一个人爬到五楼的屋顶洗衣裳。干净的衣裳在阳光下迎风招展，似乎在宣告生活的某种希望，让人安慰许多。

　　看着父亲种植的一地兰花，眺望被高楼挤压得扁扁的远山，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闺女和先生，恍如隔世——就在两周前，我还在美国的家后院修剪迎春花的枝子，参加邻镇的反家暴义工培训，每周五去图书馆上英语课，生活井然有序。如今却与先生和女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生生被困在家乡这座小城，归期未卜。

　　今年是爸爸的70大寿，弟弟本来计划带爸妈去东南亚过春节，但疫情生生把我们的家庭计划一掌打翻了。一个乡下亲戚送来了一个硕大的猪蹄，在屋顶悬挂了若干天后，被哥哥悄悄送给别人了。

　　除夕夜到了，哥哥端出了一桌饭菜，我们居然忘了买酒，大家面面相觑。哥哥从楼上翻出一瓶开过的红酒，大家往杯里倒了一点，开始碰杯。“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北岛《波兰来客》）

　　饭后，我们和爸爸聊了一会，就各自回房睡觉了。往年我在家过年时，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会围炉夜话，聊过去一年的经历和收获，以及未来一年的人生计划。母亲会在厨房忙前忙后，不停给我们端出青草猪蹄汤、海带豆腐等好吃的食物。大家说说笑笑，直等到春晚结束，父亲和哥哥去楼下放鞭炮开门迎新，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房睡觉。

　　可是，今年这个春节太特殊了——于小家而言，母亲动了个大手术；于大家而言，举国皆为疫情战兢。除了庆祝自己幸存之外，生活似乎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展望。

　　我七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难得回来，竟遭遇家庭和国家的双重困境。躺在床上，我暗自垂泪，有点伤感地睡过去了。半夜，我被窗外零星的炮竹声惊醒了。

　　呵，一年又过去了。我想起了2019年以来经历的种种，再看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内心奔腾。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如果以2020年作为分水岭的话，人类已经失去太多，无边落木萧萧下，但不知道会收获什么。昨日世界的美好已经飘零在风中，一个新的时代突如其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茨威格）人类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遍布全地的人们，“终日思索的尽都是恶”，洪水泛滥时，方舟在哪里？

　　2019年农历最后一个夜晚，头脑麻木许久的我，突然从不堪的现实中抽离出来，开始了久违的形而上的思考。想到脑壳疼也没有答案，终于颓然睡去。

　　早上6点，我被楼下高亢的鸡鸣唤醒了，换上新衣裳，推开窗户，鼠年第一缕阳光重重砸到了我的头上。

　　3

　　封城，父亲扛回五袋大米

　　形势越来越严峻。

　　每天刷着不断上涨的确诊数字，我的心也一寸寸地悬起来。武汉封城后，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除了离开（我不喜欢用“逃离”这个词）的500万人，这座中部大城市还留下900万人啊。一旦停摆，他们生活何以为继？

　　对于江城武汉，我有别样的深情。1992年至1996年，我在武昌南湖畔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长江上的点点白帆，珞珈山的如雪樱花，南湖边的萋萋芳草，都曾是我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毕业后，我的很多同学留在江城工作。

　　朋友圈里，不断看到湖北人在外地被歧视的消息。被酒店拒绝入住，在高速路上漂流二十多天；所住房子被人焊门；挂鄂牌的车被人推倒。更有甚者，干脆用水泥和石头筑墙，堵了与湖北交界的路，赤裸裸的以邻为壑！我所住的小城，也对湖北（特别是武汉）回来的人们充满警惕。同学微信群里，一份在武汉定居的本地人的名单公然流传，上面有名字、电话、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让人触目惊心。

　　彼时中国，似乎撕裂成两个清晰的阵营：湖北人和非湖北人。后者一边喊着“武汉加油”，但是一旦前者出现在了自己身边，就开始理所当然地歧视。

　　一天，弟弟脸色铁青，说自己的湖北朋友一家在路上漂流了一个多月，无处栖身。最后漂泊到了广东，用了丈母娘的身份证才偷偷租了一个房子，总算暂时安身了。

　　“这是一个操蛋的世界！”弟弟愤愤地踢了一下暖气片。

　　福州某酒店的告示

　　还好，在灾难面前，也有人性的光辉熠熠发光，让我对人类依然心怀希望。比如武汉的基督徒冒着危险在街头分发口罩和食物，比如我母校的老师把配发的蔬菜让给老弱病残，比如几个海南的高中生众筹购买蔬菜捐给武汉人民……

　　从元月25日开始，武汉女作家方方开始写日记，记录武汉封城后发生的种种。她的记录就像封闭的房子里伸出的一根烟囱，虽无法通过烟囱目睹房里状况，但至少可以闻到里面飘出的烟火味道。和很多人一样，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熬夜到12点多，直到读完朋友圈里第一时间转发的方方日记，才安心睡觉。因为我知道，天亮后，它们可能会被押解至神秘的肆零肆大厦。

　　3月24日，我看到方方的最后一篇日记的标题“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眼泪就下来了，感觉像是与一个相伴多日的老友告别。使徒保罗知道自己即将殉道而死，一点都不恐惧，而是骄傲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以后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活在地上的人们，但凡有点良知，都有或大或小的使命感。方方，一个65岁的女作家，被封闭在武汉的家里两个多月，写了 60 篇日记，告诉世人封城后她经历和了解到的武汉的样子。没有皮里阳秋，没有为尊者讳，有的只是对历史纤毫的真实记录。她的这场“仗”，打得可真漂亮！

　　谢谢她为我们记录这个时代隐没的一角。多年后追忆2020年滞留在国内的这些日子，我能想到的几个关键词就是：武汉封城，方方日记，口罩，李文亮。

　　武汉封城不久，全国很多地方陆续步入后尘。正月十三，我所在的小城也开始封城了。当天晚上，12辆警车全城巡回广播：广大居民请注意，请在家隔离，无特殊理由不要外出。高速路和省级路的入口已经关闭，出口立着一个牌子：出城回来必须强制隔离14天，请三思而行。

　　紧接着，政府给每个家庭派发了通行证，每户每两天一张，仅允许一个家庭成员上街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第一天，我想出门拍点照片，顺便买菜。到了十字路口，两个带红袖章的志愿者过来拦住我，要求出示出门证。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他们认真地在上面写下日期和时间。

　　可以载入史册的通行证

　　街上空空荡荡，像一张刚发下来的新卷子，每个应试的人似乎都没有把握。除了超市和药店，其它商铺都关门了。往日热闹的小城一派死寂，似乎刚刚结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药店门口，都立着同样的牌子：口罩断货。此后几天，这些牌子一直懒洋洋地立着，保持相同的姿势和内容。口罩就像是萨缪尔·贝克特创作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里面的戈多先生，永远都等不到，但还是有人执着地等。

　　有那么几天，我们全家出现口罩荒，一个口罩都没有。于是只能在家猫着，无法出门。晚上，我在朋友圈里写“小城记事”时，提到此事。接下来几天，各路爱心口罩如潮水般涌来。其中一个美国朋友跑了好几家店，凑够了108个N95口罩寄到中国。这批口罩太珍贵了，我一个都舍不得用，后来又如数背回美国，捐给镇上医院。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个人几乎霸占了家里所有的出门证。每次出门的目的只有一个——拍照为主，顺便买菜。这是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事件，我拼了命也要为历史存照。

　　2月7日，县政府发出通知，说小城发现了4起疑似病例。顿时，一片乌云堆积在小城上空。次日起床，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发布了民众在超市抢米的视频。一个老人家趴在三袋大米上，用家乡话急切地说：这是我的！不要动！

　　父亲甩掉手里的烟，果断地说：走，我们也去买几袋！我和弟弟面面相觑：至于吗？如果一个社会连米都买不到，说明马上要崩溃了。我们独自存活也没啥意义啊。

　　父亲不悦：你们没经历过大饥荒，啥也不懂。中国老百姓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别的靠不住。他毅然朝门外走去，哥哥只好跟在后面，发动了车。

　　半个小时后，父亲和哥哥搬回了五袋大米，堆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大米真的涨价了，还好我们抢了几袋。” 父亲拍拍手里的灰尘，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战利品”。这五袋大米吃了两月有余，直到我回美国时仍然没有吃完。

　　陆续从网上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但没有心思看。漫长的两个多月，只读了两本书，看了三部电影，修改了一部书稿。这本书原计划今年出版，但由于题材缘故，书号拿不到。我另外一本关于美国社会观察的书，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搁浅一年有余。想起十几年前中国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和新闻环境，再看2013年以降的种种不堪，夜里彻底失眠了。

　　黑夜已深，白昼何时方至？

　　至暗时刻，好在神的话语安慰了我。“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

　　4

　　二月，用墨水哭泣

　　我每天穿着睡衣在家里晃悠，饿了吃，困了睡。日子没有段落，不知今夕何夕，但李文亮的去世之夜似乎成了唯一的分野。那个夜晚深沉的忧伤，至今想起仍忍不住想落泪。

　　清楚记得那是2月6日深夜，我依然在等方方日记，突然看到朋友圈发出李文亮不幸去世的消息。

　　泪水瞬间就下来了，绷了许久的愤怒和悲伤无法自抑。几乎是哭着和好友通话，也听到他同样哽咽的声音。另一个朋友说，他当晚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揪成一团，心脏病快犯了。

　　那晚的朋友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心里为这个年轻的医生立了丰碑。

　　2月10日，一场纪念活动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二月。用墨水哭泣！在悲声中，为二月寻找词语”。（帕斯捷尔纳克）

　　从美国朋友发来的照片中，我看到了92岁的高-yao-洁老人写了这样一首祭诗：狂风无情地吹，暴雨倾盆如飞／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而又劳累／天苍苍！你为众生喊出疫情。。。／夜茫茫！世间不平折磨了你／令人心伤悲。。。李文亮医师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了你的行为。

　　2020年，距离她揭开中国 aizi 病真相整整24年了，可是历史依然在重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思之岂不令人心痛！

　　让我感动的是，李文亮去世后，仍有很多双耳朵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音。他的微博下，每天都有人留言。有人告诉他武大的樱花开了，有人送来了他最爱吃的鸡腿，有人告诉他“我会做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向来对强权和苦难隐忍的国人，这次终于良心集体涌现。李文亮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善意的火种，也为众多卑微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可以诉说的树洞。

　　有一棵菩提树发了疯

　　在这服丧的五月里鲜花怒放

　　他化为生长麦穗的庄稼

　　也许变成了他讴歌过的细雨

　　世上所有的花儿全都绽放了

　　——《诗人之死》

　　这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下的诗句，用在李文亮身上似乎也贴切。让我想起《圣经》里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心里感觉好受多了。

　　3月27日，是武汉人领亲属骨灰盒的日子。很多人在社区和单位领导的“陪同”下，安静地领走自己亲人的骨灰盒，现场不许拍照。所有的悲伤，都被摁进了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动弹不得。

　　我看到了财新记者丁刚拍的一张照片：在一面写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幕墙下，大家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着领骨灰盒。他们颓然卑微的影子，嵌在锃亮冰冷的大理石地板里。这张照片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的现状——小人物的悲欢总是嵌在国家的宏大叙事里面，微不足道。

　　那一天，我听了任素汐演唱的《那年的呱呱坠地啊》，咿咿呀呀的女声在风里摇曳成丝线：

　　那年的呱呱坠地啊

　　那年的老无所依

　　那年的满心愤恨

　　那年的生死转机

　　那年的万人空巷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铁栏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灵哭晚清

　　那年的昼夜难分眉不展

　　那年的冬盼天雨晴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一个国家巨大的伤口，敷上谎言只会让伤口更疼痛。

　　5

　　忧伤太平洋

　　按原计划，我应该是2月19日回美。元月31日，美国颁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很多国际航班停航。一个正在上海探亲的美国朋友告诉我，赶紧回美国，再晚怕就回不去了！她买了2月2日的机票，匆匆走了。

　　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瘦成一团棉花的母亲，默默地把美联航的机票退了。我怎么能忍心丟下病重的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不想回美国的事了，踏踏实实地陪母亲。我想，这可能是神赐给我的难得陪伴母亲的机会吧，既然如此，何不悦纳祂的美意？

　　小城的四起疑似病例很快被排除了，小城成了无疫区，大家可以出门了。天气好时，我会带母亲去菜园。我负责摘菜，她坐在石头上，给我讲乡村陈年旧事。春风拂过她的发梢，她的脸色看起来红润了一些。

　　如果时光可以永远停留在此刻，该多好啊。

　　我似乎越来越习惯这样的生活了，甚至有点害怕回美国。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今天看到你闺女了，我问她想不想你，她说很想，眼里含着泪。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击中了，眼泪顿时就下来了。当晚，我订好了3月10日回美的机票。

　　3月4日，新泽西出现了第一起病例。接下来几天，我看到美国的数字不断在攀升，15个，32个，48个……几天后就破千了，破万了，破十万了！

　　连着几天，我不停街买口罩和中成药，以至药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临行前，我突然接到一条短信，告知航班临时取消。脑袋一下子大了，只好再次改签。

　　改签到航班成行了。这回真的要走了。

　　回美前一刻，母亲正在福州医院做第二次化疗。爸爸从医院食堂买了饭上来，我们草草吃完，就在病房里匆匆告别。母亲打了几天的营养针，似乎状态好了一些，靠在床头冲我微笑：你这次回来这么久，我已经很满足了，放心走吧。

　　悲伤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啥也说不出来，拎着箱子正准备去酒店。母亲突然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桔子。“拿去吧，路上吃。”

　　哎。我低头应了一声，不敢看她的眼睛，怕一对视，自己薄弱的堤坝抵挡不了忧伤的太平洋。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