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前不断增长的疫情数据和每日网络上不断爆发的添堵新闻，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武汉疫情）严重性和对国家形象及发展进步的伤害性，或已远远超过所有善良或乐观的底线预期。
疫情可怕，疫情引发的混乱和恐慌更可怕。而最可怕，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和预防的：正处在爬坡和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在此次公共安全危机处理过程中一旦因压力叠加或考量失衡，出现系列性的决策失误和措施不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国家元气的过度损伤。
2020年注定是我们国家、民族和政府的大考之年。这次大考，考验的不仅仅是政府，不仅仅是官员，也包括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心力、智慧和韧劲。
国难当头，形势严峻，时间紧迫，容不得疫情过后再痛定思痛。当下最紧要的就是痛中思痛，在疫情认知预判、危机治理思想、应急管理方法、社会治理结构等层面进行系统的问题梳理和分析思考。
一、对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不应太过乐观
这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虽是一种变异的新病毒，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比照类似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的如1910年东北三省爆发的肺鼠疫、1914年第三波西班牙流感、2003年非典（SARS）等疫情，都有一个相似的时间轨迹：十一月份左右爆发，第二年五月份左右消失，基本持续半年时间左右。
这次武汉疫情的持续时间，最乐观的估计，也基本应该是这样一个规律。目前人类医学对这一类病毒疫情的防治，还处在比较被动状态。期望本次疫情能靠政府意志人为控制，并早早出现拐点，未来有点天真。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趋势图
（时间截至2020年2月7日24时）
这次疫情未来大概率按三个阶段发展：疫情爆发期（11月－2月底）→疫情消退期（3月初－5月底）→疫情过后全面恢复期（6月初－12月底）。
也就是说，这次疫情对中国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影响，至少是一年的时间（半年直接影响，半年间接影响），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无论机构，还是个人，或都应该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做阶段性的应急预案和自救规划。
二、对于疫情造成的伤害，要有充分的预判
就疫情的直接影响而言，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疫情发展趋势，或是非典时期的十倍级伤害，国内最终感染确诊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惊人的5万+规模。
而在疫情未尘埃落定之前，统计的死亡率一不科学，二无意义。这此疫情的致死率低，是因为变异病毒生存策略聪明，而不是我们手段有多英明或高明。
本次疫情对公共卫生和政府财政造成的直接负担和后续诸多后遗症，才是我们应重点关注和深度思考的关键问题。
本次疫情间接造成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几何级的天文数字损失。
仅以旅游业为例，2019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6.5万亿元，平均每天178亿元，按以往旅游业每年20%的复合增长计算，2020年旅游业每天的损失就达到惊人的200亿元。据专家估计，仅是春节季旅游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超过5000亿（完全冻结）。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全球需求疲软，贸易壁垒、贸易战等），二是当下经济对消费刺激和服务业的依赖度更强，总体预判，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想象，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破5或是大概率事件。
上半年如何有序应对危机，下半年怎样发力恢复经济，或简单依靠以往财政放水，投资拉动的粗放老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更体系化的宏观指导，更精细化的政策引导，或是中央和地方都要提前考虑筹划的。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非典疫情16年之后，我们以往自豪甚至有些自满的国家公共卫生建设成就、医学研究进步程度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特别是预案和指挥），并没想象或预期的那样高水平发挥作用，谈不上有什么质的提升。
疫情前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刻意压制、指挥不当、物资紧缺、调度混乱而造成前线医护人员依然只能用搏命的悲情和无谓的牺牲来硬扛死战，种种被曝光的失误或失败细节，实在令人揪心。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本次疫情的政府不当应对和诸多乱象（官僚作派、特权意识、随意逾矩、乱法胡为），或对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打击，以及当前国家最需要的公民向心力、社会凝聚力的暴击影响，才是最具致命性的。
如何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动辟谣，怎样主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和实操方案来重整局面，也是需要尽快进入领导决策视野的重要议题。
三、对于疫情管控的不力，要换个角度认识
本次疫情发生之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 日，总理亲自来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截止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可遗憾的是，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可比照的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主导的相应防灾法规，在一个世纪时间里至少被调整过100次，几乎年年调整），特别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交通网络辐射性、季节/节庆高发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需要应对的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虽有演练，却效果差强人意。
非典之后，国内对于公共疫情的防范重心主要着眼于国际输入性疫情（如H1N1流感、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的严防死守，而对于非典（SARS）这样内生性的超强度、超大规模疫情，明显过于乐观，风险预估不足。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湖北省卫健委在2019年上半年军运会期间，与军方刚刚联合举办了“防范到位，预防精确”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防治演练，却在当年年底爆发的武汉疫情时依然举措失当，力不从心。
2019年4月24日—25日，湖北省卫生应急技能竞赛暨军运会省市联合卫生应急演练在丹江口市均县镇举行，应急演练的情景模拟背景为2019年10月15日在武汉天河机场报发现一名沙特籍乘客为疑似MERS病例。
而从目前网络搜集的相关新闻来看，除了湖北武汉外，天津、山东、湖南、浙江等各地近几年的疫情演习，也基本都是针对小规模（病患样本以个为单位）输入性的疫情来做推演的。
武汉疫情爆发后曝光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至今依然救治乏力，物资调配紧张，固然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作风和管控不力有关，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依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落伍规划和僵化规定，因过于强调疫情级别划分和城市属地责任，而忽视了一个省、一座城配套的医疗力量、可供调控的社会资源，以及地方政府的应急指挥能力，都远远无法匹配这次特别重大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
总之，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质问题，不能仅仅视为湖北武汉一个地方的个别问题或特殊情况，细细反思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上顶层设计的思考漏洞和治理思想的粗放大意，或更有价值。
四、对于疫情未来的风险，要换个高度审视
短短十六年间，我们向世界连续输出两次特别重大的内发性病毒传染疫情，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细细品品，认真想想，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下一个二十年，或下一个十年内，我们不会再次爆发这样类似的疫情？我们又是否能承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大疫情打击？
2015 年埃博拉爆发后,比尔·盖茨在 TED 做过一次演讲,对人类提出警示:对下一场瘟疫爆发我们还没准备好。
对于未来的疫情预判，除却红线思维和底线思维外，我们也要有极限思维，做最坏的打算：譬如人类疫情和动物疫情叠加爆发怎么办？譬如疫情和自然灾害同时发生怎么办？譬如疫情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怎么办？譬如疫情和战争同时发生怎么办？
对于知之甚少又不可控的流行病毒疫情，我们往往习惯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或是太过乐观，相信科学万能，一眨眼就能把疫苗研制好，国家厉害，一挥手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或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总是以粗暴简单的自洽逻辑和诡辩闭环，得出自己愿意相信的结论。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科学，都很有害，是犯了思想幼稚病和情绪巨婴症的典型表现。
静下心来细细梳理一下，非典（SARS）之后，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国际上还发生了五次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可以说突发性高传染的病毒疫情从来就没消停，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从国家层面考量，我们或最应该反思和审视三件事情：
一是除了持续加强“外防”输入性疫情力度外，更应该好好想想如何“内控”，以大国担当的勇气风范和现代国家的治理手段，彻底杜绝内生性的特大疫情（肯定不仅仅是禁吃野生动物）。
二是积极吸取国际近十年来疫情不断爆发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强化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国民科学素质，超前谋划，布局防患，准备好以更高效的应急机制、更健康的大国心态、更高级的科学防范、更扎实的应急预案来应对未来变异更强大、传染更可怕的病毒疫情。
三是扎实做好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内国家重大安全风险研究预判和疫情防范训练，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在9.11事件警示后，从“民族安全”的角度，将“反恐”优先排序的防范思路，结合特殊国情，慎重考量是否需要将“重大疫情”列入影响国家安全的最高排序。
至少从目前来看，无论是连续两次被列入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两次重大人类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武汉疫情），还是近年来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动物疫情（如2019爆发的非洲猪瘟，以及一直阴魂不散的禽流感），对国家繁荣富强的牵制力和破坏性，对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冲击力和危害性，以及未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反恐和战争。
除了基本面的宏观判断和系统反思外，聚焦当下，痛中思痛，特以积极的方法论手段和乐观的建设性心态，提出以下可供实操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对国家和地方更好地应对本次疫情有所启发帮助，也期望有抛砖引玉之效，能激发更多、更有意义的专业讨论。
五、宣布国家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1.建议尽快宣布国家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实行三级紧急管制。
我们都很清楚，只有湖北、武汉被快速拯救，这场疫情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对于已是超级重灾区的武汉，乃至整个湖北，要从源头彻底控制疫情，真正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当下除了财政加大拔款，除了中央全力督导，除了媒体监督鼓劲，除了网上口号加油外，武汉千万级市民，湖北103个区县，可能更迫切需要的是全国协力，提供更精准的资源对接和专业支援。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全国疫情战区按疫情严重程度做三级划分：湖北为一级战疫区；浙江、广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为二级战疫区；其他内地省份地区为三级战疫区。各级疫区也可进一步细化，进行重点区域防范和资源调配倾斜，大可不必全国一刀切地地实行一级响应，造成不必要的全民过度恐慌和关键资源占用。
（2）我们日渐意识到，面临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与时间赛跑才最最关键。所以现在一定要替湖北地方政府说句话，现在就是中央下再多、再狠的死命令，可仅靠地方政府传统动员模式（全体公务员+社群干部）及落伍的人力传递下沉方式，便是把地方干部们都跑死、累死，也根本无法短时间完成一座千万级规模城市的潜伏病人筛选、说服和收治工作，更何况这是多么专业又危险的事情呀。
（3）建议中央当即立断，尽早对武汉及湖北全省实现紧急状态的特级战时军援（非军管）模式。虽说当下湖北已实行的一级战时状态，可还是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设定的省级指挥规格，说实话，处理百人、千人的疫情规模，这个指挥体系没问题，但面对可能会达到十万级感染的超大疫情，这个指挥体系就一定会出问题，给再多的钱也没用，因为能动员的专业资源和技术力量太少太弱。
湖北当下面临的是超级病毒传染，不是普通自然灾害，以往简单的全民动员模式，面对这样的疫情完全束手无策，更何况湖北全省都是重度疫情沦陷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再次强烈呼吁，尽快抽调国家防化部队最大兵力（一个防化团进驻远远不够），打一场高效的疫情围歼战，利用专业队伍，争分夺秒，尽早帮助武汉完成潜伏病人的收治工作。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办法，当下要特别警惕教条主义，譬如对于“举国之力体制”的矫枉过正，太过强调疫情分级的属地下沉责任，而忽略了防治疫情扩散最重要的是时间窗口。
当下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和潜伏危险性（1天就是半个非典还不严重么）怎么评估都不为过，这是影响未来国运的非常关键历史时期，中央早一小时决断，武汉早一小时启动战时军援模式（专业兵力投放按最高级别），可能就会让千人、万人规避不必要的感染风险，湖北几千万人就会早一时脱离疫情的苦海。
2.建议发扬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硬件建设精神，火速建立国家应急大数据平台和指挥调度中心，强化中央指挥力度和统筹调控手段。
与2003 年非典时期相比，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立马做到信息透明，调度平衡，监控到位。这个软件应急工程建设，目前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只需适度授权，效果立竿见影。具体思路如下：
(1)充分利用中国互联网技术、平台优势和发达的物流、电商的数据化信息优势及专业化的效率优势，从阿里、腾讯、京东、滴滴、美团、顺丰、每日优鲜、多点、壹米滴答等优秀企业抽调高级别公司高管和互联网技术专家,联合作战，快速架构，高效部署。
(2)统一技术路线，规范API开放端口，厘清平台衔接流程，快速组建四大应急大数据智慧调度平台：应急大数据指挥平台、应急物流指挥平台、应急物资保障（电商）平台、应急城市交通指挥平台。利用新技术力量和大数据红利，做到关键数据高效汇总、应急物资精准投放和城市紧急交通调度，用大数据辅助中央政府决策，提升疫情指挥效率，帮助国家和人民度过难关。
(3)同步建立慈善大数据监管子平台，做到慈善款项支出明细，定向捐赠物资流向，慈善物资质量保障（合规企业厂家直供）的全时、全链、全网、全方位监管，最大限度杜绝管理乱象和人性黑洞，不辜负全国人民期望，让每一点滴的爱心，都能滋润到最需要帮助的人和地方。
(4) 所有支援应急大数据中心的爱心企业，相关付出和资源投入，原则上当下先不予以直接财政补贴，但帐算清，疫后可对冲相应的免税或减税优惠。
3.对湖北和武汉实行关键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大幅倾斜，协全国、全民、全军之力，探索一条全新的“政、商、军、警、民”联动的国家应急救援体制。
(1)在医疗人员和关键物资配给方面，按非典经验的十倍级筹划。譬如援鄂的医疗人员按1-1.5万名、应急车辆按1000－2000辆，方舱医院按4万+床位（武汉2万+，孝感5000+,黄冈5000+,其他城市按2000+规模集中收治，部分人口感染少的城市，可跨省区调拔，如恩施地区可调拔重庆收治，不要造成公共资源的无谓浪费），专业治疗医院按1万+床位来做计划调度。
一切应急人员和物资调度，要本着人性人道、公正高效的原则来。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目前已被改造为江汉方舱医院，分为两层楼，共 1800 张床位
(2)应急车辆调度，除了军车外，可最大限度调物流企业和民间车辆。通过线上大数据统一调度/监管，线下军方负责司机培训、车辆维修和防疫管治，交通部门负责绿色应急通网络畅通，地方交警负责城市应急交通管制，多方配合，深度磨合，全力打造一个准战时的高效运转应急交通网络体系。
必要时也可依法合规征用、租赁企业货运飞机、私人直升飞机、航空公司专业货柜等高效交通工具，甚至可按时间段征用公共交通如城市地铁，在下半夜营业停用时段，开设特别专列，实现紧急物资和专业人员的高效城市调配和集散。
(3)多难不能兴邦，但灾难不可避免时，就要有“化”难兴邦的勇气和智慧。譬如完全可以把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当作一次大练兵来对待。可参照越战经验，以“轮战”模式，轮流派调各个战区、各个军种、各个地方公立医院的医护队伍来一线参加战“疫”，进行实战锻炼，交流防治心得，学习先进技术，增加治疗经验。
六、人性尺度关爱医护人员
年仅35岁的李文亮医生，因奋战一线不幸感染而去世，这样的消息着实让人心痛，这样的悲剧我们也不希望一二再的发生。
愿逝者安息，也请让生者安心，对于那些还在一线逆行战斗、英勇奉献的医护人员，请给予不能再迟，也不能再少的人性关爱尺度和温度。
首先必须死守红线，强力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物资储备。要有美军现代战争“零伤亡（感染）”的战术极致追求，要在乎每一个冲锋在前的白衣卫士的健康权益，以及相应的尊严、痛苦、委屈和奉献，不能把一些无谓的牺牲和不必的痛苦都当作宏大叙事中理所当然的代价。
其次，尽快增加医护支援人员计划储备，尽快实行医护人员轮岗/轮休制度。必要时采取半强制措施，领导顶上，党员顶上，然后是所有医护人员轮流跟着上，都是爹妈生的，都是父母，都是孩子，都是人，就如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强调的那样：“不能欺负老实人”。
因为应急管理指挥的粗放和混乱，过于消耗那些能力优秀且有奉献精神白衣天使的心力、健康，甚至是生命，无疑是对国家最宝贵精神财富的最大伤害。
再者，对于参战一线的医护人员，建议给予更优厚的物质补偿和更高规格的精神奖励。除了国家层面的奖励外，我期望全社会也能给予他们一些荣誉层面的小小特权，譬如一些景区对他们免门票，譬如乘座高铁、飞机时，方便时可给予升舱优惠，譬如子女上学或个人进修时给予一定学费减免。
若再进一步，国家或爱心企业成立中华英雄慈善基金，对那些为疫情战斗、公共利益而奉献牺牲的英雄及家属，提供持续且系统的人道支持就更好了。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全社会形成一种热爱英雄、尊重英雄、回报英雄的正能量氛围。
此外，对于坚守公共岗位、志愿岗位、民生岗位、特殊岗位的其他一线战斗人员，也请给予充分的安全保障和人道关怀。譬如交警、武警、解放军战士，譬如社区干部，譬如志愿者，譬如公交司机，譬如外卖员，譬如清洁工，当然也包括奋战一线的政府公务人员，都是爹妈生的，也都有权利被关爱。
谁也不应该被忽视，被奉献，被牺牲。
七、重新引导国家精神风气
疫情非常时期，有三种声音特别值得深思：
一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外交部发言人讲话，不知是过度紧张，还是太过敏感，其外交话术辞令太过生硬，批评过于直接，缺乏泱泱大国应有的包容气度和自信风范。
譬如批评美国闭馆撤侨，就很不得体，一是国际惯例，人家爱护自己的公民有什么错？二是武汉医疗资源那么紧张，人家撤离，不以超公民待遇挤占公卫生资源，就是不给中国政府增加负担，又有什么错？在谈及“美国至今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时，也是一脸不高兴、十分不满意，非常不符合外交礼仪。
如果当时表达婉转，说中美关系正向良好方向发展，面对超级病毒疫情这样的世界公敌，一定要全球协力，同舟共济，共同应对。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定会对中国人民提供积极且必要的援助，同时例举出美国企业已经援助若干资金，则是多么漂亮得体的回应。
而在谈及“美国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的旅游限制”，应以外交辞令深表遗憾即可，但非要说“不停地制造和散发谣言引起恐慌”，就过于情绪化和阴谋论了。
作为传达国家气质和气度的形象窗口，外交部也好，官方媒体也好，不建议动不动就以国家名名义去抗议，我们没那么脆弱，也没必要那么敏感。
我们的外交人员也不需要常常一脸严肃，给人容易生气，还是哄不好的那种。大气些、从容点，多点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多些阳光心态，多些幽默谈笑，岂不更好？
接下来我们一是要应对疫情挑战，需要团结更多力量，集全球之力加快疫苗研制进度，二是要加强经济协作，需要争取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理解和支持，在国际协议层面、国际协作层面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这也都需要我们的外交人员和各级官员，遵照国际通行的交流原则和共情话术，学会平等对话，学会好好说话，以求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援。
民族自尊和国家自信，真不是一定就要摆出“我们厉害着呢，可以没朋友”的强大心理姿态。
第二种值得深思的声音是一些政府官员出席新闻发会时的讲话。
发布会期间通篇不敢脱稿，对媒体质询视而不见或答非所问，甚至连漂亮的套话和鼓劲的官话都不会说。官员们不讲真话，不说实话，不将心比心说些共情的话，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所顾忌，害怕问责或能理解，但不讲策略技巧，不做必要调研准备，近乎无耻的坦然沉默，实在是夷匪所思。是什么窒息了官员心理健康，是什么压制了官场人性活力，真是值得沉思。
如何重塑新时代政府官员精神面貌，提振民心，收拢民意，也真是应该尽快提到干部能力建设的议事日程上。
一个小的改进建议：以后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应遵照国际惯例站着讲，不要坐着，站着讲精神，也能有效防止讲太多废话。而且这个小小的改革，还有助减少官员“官老爷”的特权意识，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第三种值得深思的声音是网络上群议汹汹的民间舆论。
以双微（微博和微信）为例。
微博上年轻人和低文化群体居多，整体传播的声音是情绪太过激烈，总是容易炸，集体围观叫骂是情绪常态，但转瞬之间又特别容易感动，喜欢转发点赞喊加油，容易感动得热泪盈眶，总之就是思考太浅，情绪太满，浮躁、糊涂、混乱、跟风，集体人格极不稳定。别嘲笑，我们年轻时都这样。
微信上则以成年人居多，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扎堆，信息含量大，知识维度多，思考也相对深些，分析或有理有据，表达或俏皮精妙，但传达的思想情绪多以冷嘲、虚无、无力、鸡贼、悲观为主，也往往容易陷入逻辑自洽的闭环思考和琐碎认知中不可自拔。总之就是爱讲理，常有理，但批评能力过剩，建设想法不足。
就民意而言，无论微博上阳光却刺眼的集体情绪，还是微信上深沉却抑郁的群体认知，都值得认真对待，也需要积极引导，但更重要的是营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社会治理环境和国家建设氛围。
每一位公民都能明显感觉讲话有人听，力气有处使，问题有人管，气先顺了，心就平了，自然社会就会少很多戾气，国民的精神状态自然也会振奋起来，阳光起来。
总之，听话要听音，看人要看心，一个国家的精气神，或是真要从先学会说话开始。
大家都爱讲真话，能说实话，不用你弯弯绕，不用他细细品，大家都能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积极建言献策，积极些，认真些，勇敢些，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
当下网络太多无谓的争论，太多浮躁的喧嚣，并非国民素质差，也非民意的割裂，而是普遍对真象的焦灼和改变的无力。
让大家都能看到希望，看清方向，这些喧嚣声音背后正在奉献、苦干的沉默大多数，不断膨胀的抑郁之气才能健康消解，国家和国民精神面貌才会大为改观。
泱泱大国，堂堂君子，谁会不爱呢？
八、全力改进领导工作作风
应对疫情危机过程中，让公众最不满意的恐怕就是政府官员的应对能力和管理水平了。
除了令人气愤的官僚主义作风外，其实更应关注政府官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方法论严重缺失的问题。
在这次战疫过程中，媒体已报道多起地方公务人员以身殉职事件，多是累死的。事实求是地讲，绝大部分基层干部非常辛苦，也是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最直接受害者。
本次疫情从政府响应速度来看一点都不慢，也不能说各级领导不重视，但关键是意识到位、文件到位、人也到位，可就是方法不到位，只能说狠话，干着急，使蛮力。
领导再好的讲话精神，也只是会会强调，层层下压，在基层造成许多粗暴、混乱、过激、非法且无效的高压管制（譬如封路、譬如封门），最后管治效果也很低效，甚至适得其反，造成更加尴尬且不利的局面。
究其原因，很多很多，直接说改进建议吧。
1.改进官员选拔机制。我们当下的干部培养，基本就是体制内层层历炼，好处是熟悉流程，队伍稳定，坏处是干部们只会有样学样，积累的经验也往往局限于体制内的经验套路，加上学习能力和好学精神，又难以与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干部相比，所以很难有突破创新之举。
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和面临复杂局面时，往往外行领导内行，因专业能力和行业经验的缺失，特别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和不必要的损失。
社会要顺利转型，国家要高质量发展，建议先从优化和调整干部结构开始。譬如从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里选拔优秀人才培养，鼓励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企业家跳级跨界，为传统的官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要划几条红线：
一是不鼓励官员在职读博，搞职称；
二是专业领域（如院校、医院、科研单位等）领导干部选拔，坚持不可逆的单向选拔机制，即专业领域干部可向其他非专业行政单位或岗位流动，但非专业行政干部不能向专业领域流动；
三是建立严格的官员规避机制，譬如三代亲属或直接师生关系，不得在同一单位、同一区域任职。
现在许多管理乱象和特权泛滥，俱是由此而来，科研夫妻店，机关父子档，院校师生亲带来的不良影响，已是触目惊心，需要抓紧整治。
2.细化政府指导体系。当下政府官员的管理套路基本是三板斧：视察，讲话，批字（拔钱）。在宏观指导上往往高度有，深度有，密度有，但就是缺具体措施和专业指导，也就容易造成会议贯彻会议，文件指导文件的尴尬局面。
建议政府提倡以工程思维细化文件指导内容，譬如多画流程图表，多填数据表格、多列办法清单，同时提倡一页纸汇报制度，让整个政府的信息流通和执行落地尽快标准化、数据化、专业化，才是重点，才是王道。
以黄冈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新闻事件为例，这个唐主任固然水平不足，但若上级主管部门，早早就下发具体指导文件，明确以什么标准筛选定点医院，收治能力如何评估，核酸检测试剂何时到位，如何指导检测等，唐主任也就不会那么慌乱茫然。
另，中央督查组的督查水平也应该更专业些，仅仅以粗暴质询和媒体曝光的方式施压，说实话对地方干部有些不公平。派驻中央督查组真不如派专家支援组更好，因为地方最需要的是专业贴心的指导，而不是盛气凌人的指点。
九、加速升级社会治理体系
本次疫情危机还暴露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接极不顺畅，也不匹配。
譬如企业也好，公众也好，对本次疫情的援助都很积极热心，但问题是支援物资高效送到了，却因政府的低效分配能力，一直卡着发不出去。
政府当下依旧遵循“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希望一切都由政府主导。
这个“举国之力”管理体制，在物资困乏、经济、信息不发达时期或很有用，也很高效，但在互联网时代就显得效率极其低下。
以舆论风暴眼中的湖北红十字会为例，在慈善物资发放中，还按传统的人工填表方式汇总需求，再按领导评估分配，然后通知领取，最后以单位介绍信来核查验证，工作流程不能说不严谨，工作节奏可以说达到了能力和人力的极限。
可网友为什么还极不满意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的高效和便利。
医院方面频频告急，网友们围观叫骂，记者不断查访，湖北红十字会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公关危机，于是漩涡中的人都满腹委屈，都在极度情绪化中自说自话，从而让事件真相远离，矛盾激化了，但问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
我们需要聚焦关注的矛盾是：
一方面“大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机制已不高效，甚至力不从心；
一方面“小社会”早已悄然演化为“大社会”，无论人才、资金，还是技术、工具，社会或民间力量（以大平台企业为代表）已经非常强大，互联网技术加持的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也特别容易一体化高效运作。以湖北红十字会分配物资为例，他们辛苦、纠结，忙了几天都没干好的事，随便交给一家专业物流企业，就是分分秒秒的事，而且高效、精准、可控。
可遗憾的是，民间潜伏的多股专业力量，一直没被充分激活，更没有和政府的社会治理高度融合，从而造成当下大家都觉得尴尬又着急的现象：政府很忙但力不从心，民间力量闲置但也只能干着急。
关键问题分析清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就显得如丝一般顺滑：
政府要学会适度分权，学会和民间力量，共建共享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学会节制领导欲望，不必事事主导，不必事事指导，许多公共事务，如何监督到位才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
以慈善事业为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慈善事业是国家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贞操带，而不能是某些政绩或个人的遮羞布。慈善一旦被亵渎或玩弄，国民诚信肌理必然会大面积溃烂。最近新闻报道说多个老人捐钱抗疫，把钱捐到派出所，想来真有些伤感，民众捐款无门是为何？是不认？还是不信？
1月31日，一位名叫周世昔的古稀老人前往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凤凰镇派出所，为抗“疫”捐助1000元爱心善款。
无论如何，中国的慈善体制亟待校正升级，具体改进建议如下：
1.放弃慈善垄断。调整慈善事业结构，鼓励民间力量办慈善，并在资质申请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官办慈善组织和国际慈善组织，都要控制在一定比例。
2.修改慈善法规。强调特殊国情而降低慈善监管水平是毫无道理的，一定要按照国际成熟经验修订增补相关管理条例，强制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建立高级别监管机制，在人大和政协分别增设慈善委员会，人大侧重立法层面，政协侧重监督层面。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等官办慈善组织建议退出政府体制，杜绝慈善特权滋生的各种腐败和民心塌方。
3.建立国家慈善/公益大数据中心，专业大数据公司托管，政协慈善委员会监管。在立法层面，引导宗教组织、上市公司、大企业的公益基金、社会责任报告以及明星、企业家的个人慈善，统一纳入大监管体系；鼓励成立企业级、协会级、自组织（记者协会、医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工程师协会）级的民间公益智库和专业志愿者人才库。
4.鼓励企业、公民多献爱心，多做慈善，向日本学习，在慈善管理细节上要贴心到位。譬如企业或个人的捐款抵税，一定要高效、智能、便捷，同时每年要给捐款的企业和个人，邮寄感谢信和荣誉证书（电子版）。
5.鼓励中国企业根据企业优势和行业特点，建立专业的公益组织和应急志愿服务团队。譬如顺丰可建立紧急物资航空志愿团；淘宝、京东可建立紧急物资公益数据库和虚拟仓库；抖音、优酷、B站等视频平台可建立公益频道，打造一些高质量的公益节目；微博、微信可建立慈善/公益舆论大数据观察平台，每年出一些公益数据分析报告；总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献爱心亦是如此。
6.大企业家向比尔·盖茨学习，成立高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鼓励把爱心送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正能量。
十、全面改造宣传引导机制
由武汉疫情引发的舆论风暴，烈度之强，范围之广，触动之深或将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大事件。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主官遭受网上口水冲击，举世罕见，特别是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感染去逝引发的新一轮舆论风暴和情绪抗议，屡次突破互联网传播峰值。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1986－2020）
宣传部门承受着前所未有之压力，他们沮丧地发现：以往公安约谈、官媒辟谣、文章封杀、平台查禁等以堵为主的强势管控手段，统统失效；而为舒缓舆论压力，又采用新闻发布会直播、媒体团一线督查、省长市长道歉、官员问责查办、官网向逝者致敬等“疏”的手法，降压效果也不明显。
究其原因，“堵”得不得人心，“疏”得很不走心都是问题表象，要从根本上扭转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引导困境，恐怕需要一些直击民心的大招，尽快打开民意的降压阀。具体建议如下：
１.允许批评。与其让网友失控责骂造成不健康的舆论压力，真不如官媒主动释压，正确引导舆论走向。
譬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恢复刊登针贬时弊的“讽刺与幽默”文章或漫画，且强制保持一定版面比例的批评作品或反思文章；中央电视台继续开设类似“实话实说”讲真话、说实话的批评栏目；
譬如允许有几个硬骨头或刺儿头的独立媒体存在；允许并保护一批有操守的独立调查记者存在；
譬如尊重电影导演、小众音乐家、艺术家的自由创作，不要随意干涉艺术创作；
譬如允许科研团体、学术组织实行有限自治和适度自我管理，靠学术共同体的自我束约和自我净化来让知识分子群体找回体面和尊严。
总之，就是理解，尊重并主动为各个阶层的公民提供情绪疏导的公共发泄口。
我们受过十年只准说假大空套话、不让说真话、实话的憋屈日子，大家在骨子里警惕并反感这个。年轻一代可能更反感，他们也更有反叛精神。
2.放开讨论。中国当下需要认真讨论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一些关乎国计民生（教育、科研、医疗）和国运走向（学术自治、体制改革、中医存废）的重大国策，都应该允许被讨论。当然，具体政策建议或法规层面的细枝末节，也更有讨论价值，而要引导正确方向，提升讨论质量，杜绝胡乱吵架，就必须设计合理的讨论机制和精细的方法手段。
譬如当下民众对信息的获取，高度依赖网络，那就不妨顺势在网络上设立线上两会，大胆实践一下线上民主，投票选举线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由他们代表各地、各行、各界网民向政府递交提案。
民间有智慧，网上存真理，十四亿人的中国，再多出几千人的人民代表在线上议政，又不用多花纳税人的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开会，既是合情合理的民心工程，也是合规合算的制度创新。
3.科学宣导。在我们这个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仅有8.47%（2018年中国科协调查数据）的国度，宣传不但是一个技术活，也应该是一个艺术活。
在公民科学素质比例方面，与美国28％（2018）,加拿大 42％（2014年），瑞典35％（2005年）的数据相比，我们差距甚远。疫情期间报道的各地奇葩传染事件，或故意乱吐口水，或感染了还开出租车接客，或感染后还四处走亲访友，喝酒划拳.....已充分说明科盲的无知和可怕。
面对“十个就有九个是科盲”的宣传受众现状，我们最应该采取“弹钢琴”的手法，探索并不断改进宣传和报道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群体，灵活采用多样宣传策略，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或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正确的科学理念。譬如在农村或城市老社区，拉条幅、说狠话可能效果不错；对于年轻的受众，或用漫画传单、科普小视频效果更佳。
为使宣传和推广效果最大化，我们还要学会善用流量明星和娱乐偶像的传播力量。譬如可聘请肖战、易烊千玺、岳云鹏、杨紫等公共形象良好的艺人担任公共卫生形象大使，请他们拍些科普短片，示范如何正确使用口罩或如何正确洗手，其推广的效果要远比请钟南山院士亲自示范会更好。
还有一些不良的宣传倾向值得警惕：
一种是懒汉思想，无论什么事都要找钟南山采访，一句话就能采写一篇新闻；
一种是新闻投机，譬如报道上海药物所发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记者稍有医学常识或科学素养，就不应该相信，甚至连基本的新闻操守都没有，也不交叉采访论证就喜滋滋发布，这样的记者不是蠢就是坏；
一种是刻意引导，譬如许多记者总爱人为制造乐观，不是疫情拐点就是新药见效，害得专家们还要接受二次采访，或直接线上推文，四处辟谣。
这些媒体乱象不但说明宣传部门以往依赖的舆论引领人——传统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十分堪忧，而且也显示出传统媒体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
那么，如何改造传统官办媒体，又如何团结好、利用好丁香医生、果壳网等民间专业知识科普平台的公益力量，则是宣传部门要认真思考的又一个重大改革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