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基建：中资银行登场，西方银行退场》的文章。

　　文章称，在亚洲基础设施活动火热之际，西方银行正在悄然退场，而中资银行则逐渐成为这一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

　　文章援引国际数据服务商Dealogic的榜单称，截止2016年底，亚洲基础设施领域前20大银行融资人排行榜上，仅有一家西方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保住了第18位的排名，提供资金额为8.54亿美元；一年前，上榜的欧洲银行有6家，提供融资额总量为36亿美元。

　　相比西方银行的黯然退场，中资银行却开始大放异彩——在榜单前10名里，中资银行占了7席，而上一年占了1席。其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位于榜首。

　　在投资亚洲基建领域，中资银行的发展势如破竹。

　　2012年，进入榜单前20名的中资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了44.7亿美元资金，占市场总额的11.2%。4年后，中资银行提供融资384亿美元，市场份额高于60%。

　　文章还称，事实上，欧美银行从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机构的阵容撤出由来已久，1997年和2008年的两场危机，已经帮助清理掉了实力较弱的玩家。

　　但中资银行迅速攫取这块投资高地，更多还是因为近年来亚洲基建市场出现大量新工程和流动性。

　　大量的基建项目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以“一带一路”为例，这项投资9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为中国国有银行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而西方银行悻悻离场，也是因为亚洲基建这块市场有其难以逾越的障碍，具体包括：因汇率风险仅做美元业务而不得已放弃，不愿承担时间风险、监管风险以及当地法律风险等。

　　此外，《金融时报》还指出，中资银行在承接此类项目时，往往在经济上承担了巨大风险，而这些风险令西方银行望而生畏。

　　以下为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全文：

　　就在亚洲基础设施活动火热之际，西方银行正悄然从这个市场消失。它们撤出后，地区银行成为主力玩家，尤其是中资银行现在成了推动力量。

　　欧美银行从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机构的阵容撤出由来已久。1997年和2008年的两场危机，帮助清理掉了实力较弱的玩家。

　　但近年来，当地市场上出现大量的新工程和流动性，使地区银行在融资成本上难以打败。由于西方全球性银行对汇率和主权风险的偏好较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韩国产业银行(KDB)等银行迅速填补空白，带来大量资金。

　　“在某些方面，中资银行准备改变这类工程的传统融资依据，”贝克·麦坚时律所(Baker & McKenzie Wong & Leow)驻新加坡的合伙人马丁·戴维(Martin David)说。

　　Dealogic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亚洲基础设施领域前20大银行融资人排行榜上，仅有一家西方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保住了第18位的排名，提供资金额为8.54亿美元。一年前，上榜的欧洲银行有6家，提供融资额总量为36亿美元。

　　在榜单前10名里，中资银行占了7席，而上一年占了1席。中国国开行位于榜首。

　　中资银行的冲顶速度非常快。2012年，进入榜单前20名的中资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了44.7亿美元资金，占市场总额的11.2%。4年后，中资银行提供融资384亿美元，市场份额高于60%。

　　国内流动性大增加快了这一趋势，并帮助排除了资本市场融资。随着美国逐渐加息，许多亚洲国家用现金为市场提供缓冲。对于近年国内经济增长强劲的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国而言，银行依靠随时可动用的存款基础。在多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PBoC)只是在近几个月才收紧了政策。

　　“市场上有着强劲的银行流动性，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更难分得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的更大份额，”汇丰(HSBC)亚太基础设施融资业务总监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说。

　　政府支持的交易超过资本市场融资，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例如，中国启动了规模达9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OBOR)基础设施计划，其中多个项目——港口、公路和铁路——在亚洲各地突然冒出来。这些交易有很多是直接跟当地政府达成的，同时让国有控股的银行和企业出资和承建项目。

　　澳新银行(ANZ)驻新加坡的资源、能源与基础设施业务团队主管斯特拉·萨里斯(Stella Saris)表示，西方全球性银行往往局限于能够开启美元收入流的项目。不久前，澳新银行参与了为雅加达丹戎不碌港(Tanjung Priok)国际集装箱码头提供融资。靠泊该港的国际船舶以美元支付费用，这些美元收入随后可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几乎没有汇率风险。

　　还有一些障碍是西方全球性银行难以回避的。

　　许多问题与当地法律有关。例如，在印尼，可能需要5年时间才会获得地权，由此带来的时间框架和监管风险只有当地银行才愿意承受。

　　律师戴维表示，近期的一个例子是，亚洲一个燃煤电厂项目未能达成煤炭供应协议。在向潜在债权人证明项目可行性时，这类协议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中资银行选择跟该项目的中国财务赞助方达成一份项目完工协议，而不是煤炭供应协议，在敲定交易的同时承担了闻所未闻的风险。

　　“西方全球性银行、甚至当地银行绝不会考虑这种做法，”戴维说。